1949年5月13日上午，在南京西康路18号的美国大使馆（今西康宾馆）内，一场特殊的会晤正在进行。会谈的发起方是72岁的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

在这次带有试探性质的会面中，司徒雷登公开表示：华府不愿卷入中国内战，将逐步停止援助国民党政权，并计划把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存放于上海的棉花、面粉等物资移交给中共方面（待上海解放后）。但在黄华提出的“断绝和国民党逃亡政府的一切关系”一事上，司徒雷登宣称：目前国共两党各占据中国一部分领土，新的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按照国际法，只有在新的、有能力承担国际义务的政府组织出现之后，美方才会考虑断绝与旧政权的关系、承认新政权；在此之前，华府不会公开声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关于新政权的构成，他本人希望其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为中国人民所拥护”。黄华直截了当地表示，组建新政府一事属于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方若有诚意，应首先撤退尚留驻于青岛的舰艇和海军陆战队。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傅泾波一行8人由南京飞往冲绳，历时两个多月的中美密谈最终无果而终。

《黄华回忆录》中记载的一个细节，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据周恩来透露，1949年6月，司徒雷登曾委托赴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革领导人陈铭枢和民盟领导人罗隆基给毛泽东、周恩来带去一则口信：如果新政权愿在美苏之间采取中间立场，不完全倒向莫斯科，美方愿一次性给予新中国50亿美元的贷款，协助其恢复经济。作为对比，1950年中苏结盟之初，苏联对华提供的经济建设贷款仅为3亿美元。巨大的差值使一些批评家不禁质疑：既然连毛泽东本人在1946年也曾把中国称为“美、苏之间广大的中间地带”，1949年时的新中国为何不选择恪守中立，依据现实主义原则从美国谋求实惠的经济进账？中苏结盟，在当时是不是对新中国最有利的外交抉择？

以狭隘的经济算计臧否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大方针的合理性，显然忽视了与生俱来的革命属性之于中共对国际问题认知的决定性影响。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使中国革命与世界反帝斗争的潮流相结合的立场就已成为全党的基本共识。

俟“冷战”爆发，美苏对抗的基本格局更印证了这种二元对立观念的合理性，并促使中共领导人扬弃过渡阶段的“中间地带”假设，自两大阵营中择一而处。比较之下，尽管美国一度开出看似慷慨的援助条件，但其基本的战略经济和战略地理假设，与中国急欲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愿景相去甚远。美方对中国新政权构成的一再“关心”和插手，动机更属可疑。

有鉴于此，在1949年3月闭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已提出将“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三项主要原则；并在当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申明：“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外交方针，至此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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