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两国拥有着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历史上官方及民间的交流密切而频繁。从彼得一世到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深受“中国风”的影响......

    18世纪，中国生产的棉布、茶叶、瓷器、漆器、丝绸、糖、大黄成为俄国大量购买的商品。中国商品充斥俄国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激发了对中国实用艺术的向往和追求，最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标准。    这股席卷俄国宫廷和社会的“中国风”与罗曼诺夫王朝两任君王的西化倾向有直接关系。一位是彼得一世，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进行了大胆的西化改革。另一位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任期间推行“开明专制”。深受西方“中国风”影响的这两位俄国皇帝个人对中国文化的偏爱有力地促进了18世纪俄国“中国风”的形成。    为了将俄国建成可以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帝国，彼得一世于18世纪初曾去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思想、军事和科学，回国后实行欧化政策。他在荷兰时就见到过大量的中国和日本瓷器，曾参观过维也纳和哥本哈根等地的王公贵族的中国房间。彼得大帝正是在从丹麦返回俄国以后产生了要在俄国修建一处中国房间的想法。在彼得宫中，有两个按照中国风格布置的房间，一个叫“中国东厅”，另一个叫“中国西厅”。在他的授意下，画家们在彼得宫里出色地制作了具有中国风情的墙面，将收集到的各种中国物品作为陈设。在夏宫绿色办公室的玻璃柜中摆放着从中国运来的艺术品。可以说，彼得大帝一生都很钟情中国的风物。郎喀作为彼得一世的特使几次前来中国，将中国皇帝的礼物以及其他各种中国风物运回俄国帝京。这些东西后来构成了珍宝馆的主要藏品。同时，彼得通过东印度公司为莫斯科大药房从中国定制了专用的药罐，这种特殊器皿现在在俄罗斯各大博物馆都有收藏。药罐呈圆柱形，上面绘有俄罗斯帝国的标志——双头鹰。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立以后，他还为自己从中国定制了一套紫砂茶具。此外，他的近臣缅希科夫（А. Д. Меньшиков）、戈洛文（Ф.А.Головин）、沙菲罗夫（П. П. Шафиров）和阿普拉斯金（Ф. М. Апраскин）也醉心于中国文物的收集和珍藏。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中国格调”已经成为俄国艺术中的显著现象。    与彼得大帝相比，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崇尚中国文化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在未登基之前，就喜欢阅读法国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的著作，一度非常推崇共和制度。后来，她又对伏尔泰的思想着了迷，称后者为自己的老师。登基以后，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她宣称将实行“开明专制”，得到了伏尔泰等人的肯定和赞赏。她在与伏尔泰的通信中多次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赞赏不已。从1764年开始，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圣彼得堡建造博物馆，广泛收集世界各国文物，其中有许多是当时“中国风”的产物。18世纪70、80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夏宫修建了中国风格的蓝色客厅，同时仿建了中国剧院、中国桥以及其他亭台楼阁。除中国剧院在一次大火后仅存残垣外，其他景物都留存至今。后人评价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中国文化的‘崇尚之情’不过是她标榜自己实行‘开明专制’的表演的一部分”，“把自彼得一世以来历代沙皇的‘中国嗜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①从18世纪俄国沙皇及贵族收集的中国艺术品以及修建的中国式建筑上，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中国艺术家们的巧夺天工，也能体会到俄国工匠们的艺术再现。喜欢附庸风雅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甚至用俄文创作了一部小说《费维王子的故事》，于178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书中讲述了一位中国古代贤明皇帝如何教子有方，使太子成长为仁慈高尚之人。此作虽然在结构和风格上存在一些缺陷，但在故事情节方面很有特色。由于是沙皇亲撰，因此在俄国与西欧的文化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1784年和1790年，《费维王子的故事》先后在德国和法国被翻译出版。    但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并非盲目迷恋中国。这位侵略成性的俄罗斯帝国君主始终念念不忘向东方的扩张。杰尔查文（Г. Р. Державин）曾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讲过的一句话：“在没有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没有驯服中国人的傲慢，没有和印度建立起贸易关系以前，我死不瞑目。”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扩张思想促使杰尔查文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们抵达世界中心，从恒河中打捞黄金，制服中国人的傲慢，好似雪松深深扎根。”就连罗蒙诺索夫（М.В.Ломоносов）也曾给沙皇写过类似带有侵略意味的颂歌：“让中国人、印度人和日本人，都在我们的法律前俯首称臣。”从中可以看出，在18世纪俄国宫廷崇尚“中国风”的同时，以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代表的一些人将中国视为侵略的对象。

俄国成中国出使的第一个欧洲国家

    中国使团访俄将一个直观、鲜明的“中国形象”带到了俄国民众面前。无论是来自西方的中国信息，还是来自东方的中国商品，中俄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方式始终是间接地进行，这样难免在认识的过程中产生许多偏差，而俄国商队和使团来华以及中国使团出访俄国，实现了两国人民面对面的交流。特别是清朝政府18世纪派往俄国的3个使团，在俄国的土地上展示了天朝大国的风范，使“书本上的中国”和“商品上的中国”的虚幻景象变得清晰，在俄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712年，康熙派出以殷扎纳为首的使团，慰问驻扎在俄国境内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土尔扈特部，内阁侍读图理琛作为史官同行，来去共用了3年时间，行程约3万里，顺利完成使命。图理琛将所经过之地的风土民情进行了详细记录，回国后写成一部翔实生动的游记作品——《异域录》。使团虽然没有去俄国首都，所经之地大都是俄国的乡村城镇，但有俄国地方官迎来送往，“排兵列帜，鸣枪放炮，鼓吹迎接”，其声势自不待言。在深刻全面了解俄国国情的同时，使团也自觉宣传中国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将中国的历史、地理、官制、典章、物产和民族风情等信息传递给俄国人民。图理琛以其丰富的学识在这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以致于俄国官员向沙皇报告称图理琛为‘天朝使者’，‘知识高明’”。    1729年,由托时和满泰率领的代表团出使俄国，1731年1月到达莫斯科，新女皇安娜（1730年登基）接见了中国使团。托时乘坐女皇的车辇，使团成员另乘坐8辆轿式马车，浩浩荡荡进入克里姆林宫，雍正皇帝赠送给俄皇的礼品装在18个漆木箱子里，由士兵抬着走在马车前面。俄女皇为使团举行了三次欢迎仪式，场面宏大。随后，满泰率领一部分团员由莫斯科前往慰问土尔扈特部，最后在托博尔斯克与托时部会合，于1732年2月回到恰克图。    在托时和满泰代表团还没有回到北京的时候，清朝政府又于1731年派出了德新使团，为的是回应俄国政府的咨文，前往祝贺新女皇安娜登基。次年4月，使团到达圣彼得堡。俄国方面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步兵团击鼓奏乐，鸣放31响礼炮。女皇接见了清朝使臣，而后赐宴款待，晚上又邀请使团出席舞会并观看烟火。使团向女皇赠送了雍正皇帝的礼物，有玉石、瓷器、漆器、玻璃器皿、书房木器、首饰匣、香袋和各色锦缎等。6月6日，使团还参观了声名显赫的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观看了科学家们的实验演示。据说使团成员曾对德国人当年赠送给彼得大帝的一个直径超过3米并可以自转的地球仪很感兴趣。此外，他们看到了彼得一世当年亲自用车床制造的物品。包括拜耶尔在内的许多院士都参加了接待工作，拜耶尔还尝试用汉语与中国使团进行了交谈。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向中国使团赠送了科学院的学术刊物以及拜耶尔的《中文博览》。科学院印刷厂专门为中国使团访问科学院印制了精美的签名纸，特别用汉字印刷“大清雍正皇帝”几个汉字，有俄、满、拉丁文对照，德新、巴延泰和福卢在上面签名致谢，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中至今保存着这份文件。使团后来又到莫斯科访问，参观了那里的若干工厂，于8月乘坐100辆大车前往下新城、喀山等地，最后经托博尔斯克和恰克图回国。俄国为接待托时和德新使团支付了大量的车船食膳费用，接待规格高，声势宏大，在俄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俄国是中国使团出使的第一个欧洲国家。18世纪清朝政府派往俄国的3个使团，作为中俄文化交流的早期使者，经过长途跋涉，不仅深入细致地观察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将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和风俗介绍给中国人民，同时，通过与俄国各阶层人士的直接交往，特别是与俄国知识分子的接触，进一步激发了俄国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将一个直观、鲜明的“中国形象”带到了俄国民众面前。    从表面上来看，18世纪的俄国“中国风”只是历史长河中刮过的一股“疾风”，稍纵即逝，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殊不知，正是在这一时期，许多优秀的中华文明成果传播到了俄罗斯，在俄罗斯民众中树立起优美而高大的中国形象。俄国“中国风”是中国文化向俄罗斯的一次大输出，是俄国汉学诞生的有利背景，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占据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