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东北日侨在葫芦岛等待被遣返。

国军官兵针对日本妇女的较大规模的侮辱行为，为何只发生于东北地区？

各方“权势”向日侨管理所的中国干部要女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遣返了数百万日俘日侨。大致而言，中方对这些曾经的侵略者做到了“以德报怨”。但在东北地区，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国军官兵针对日本妇女的玷污风潮。

此次风潮，据亲历东北接收之国军宪兵王鼎钧先生回忆：

那时她们……为丈夫乞命，为子女乞命，为自己乞命，既而发现中国男人所要的不过如此。她们也弄不清楚眼前这个中国人谁有多大权限、谁能发挥多少影响力， 她们完全顺从‘中介人’的摆布。

所谓中介人，主要的是日侨管理所的中国干部，各方‘权势’向他们要女人，他们晚间把年轻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

沈阳外围某市的市长，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他向人夸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

“‘淫媒’之类的人物也应运而生。我有一位本族的长辈，……他若不来沈阳，房子就由他军中的密友们自由使用。管理房屋的副官告诉我，许多上校、少将级的人 物轮流在那幢房子里宿夜，年老的日本妇女晚上送年轻的日本女子来，那些军官喝酒的节目也省了，有时一个人睡人家两个，有时两个人睡人家一个。”

“后来我到台湾，结识了一位剧作家，他当年在军中做政工，他的部队第一批出关，进占沈阳。他的官阶虽然低，却也有一段醇酒妇人的日子，他说，他们当时的口头禅是‘以个人幸福庆祝抗战胜利’。

我从他那里知道，日本的少妇和少女，装束有别，他们找来的都是少妇，上了床才发现是少女。他们纳闷：向来只见少妇 冒充少女，何曾听说‘反串’？后来明白了，日本少女认为贞操神圣，妇人就没那么严重，她以少妇装扮保留自尊心，同时她也表示大割大合，没有什么‘过渡’。”

“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美色，正如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权势，双方都有自知之明，不得已而求其次，连我们的几个班长都没留空白，他们总是白天外出，匆匆赶回来参加晚点名，一脸酒色财气，连长训话，要求大家‘节制’。”

孙立人曾亲眼目睹过国军高官对日本妇女的强奸

另据新一军参谋潘德辉披露，孙立人甚至亲眼目睹过一场国军高官针对日本妇女的玷污案：

“1946年……军部和新三十师驻海城。某日午间，我骑马至海城四周察看地形，至一大宅院旁，听到院内有凄惨的哭叫声和皮鞭抽打夹杂日语巴格野郎之骂声。 我因好奇而下马爬上院边之大柳树窥看究竟，简直让我惊讶的几乎滚下树来。因为院内正进行一场威胁日本女孩接受玩弄的丑剧，除二名日语译员正在鞭打日女外， 全是我军师团级干部。”

“见此情形我立即飞奔回部报告仲公，适在午睡，侍从副官钟长富叫我不要吵醒仲公。但仲公已被吵醒，问我有何急事，我又不好明说，只请求他老人家能即刻同我去阻止一场正在上演见不得人的丑剧。他不加思索立即命我开吉普车到该大宅院并撞开大门，一见那种情形，确让仲公愤怒已极，不由分说，手持马鞭，口中不断骂‘畜牲’、‘不是人’，逢人便抽打，打得那批不顾体面的人东逃西窜而散走，使这幕丑剧落幕。”

就目前所见资料，国军接收官兵针对日本妇女的较大规模的侮辱行为，只发生于东北地区。个中原因，至少有二：

其一，东北地区之日军战俘，“几乎全部被苏军运走了”；关内则大不同，据日本防卫厅统计，由国民政府负责之受降区，有日本现役军人118万余人。这一强大武装力量的存在，本身即是对国军的一种约束；何况因国军主力滞留大后方，而中共部队与日占区犬牙交错，国民政府在接收地盘问题上，还需倚仗日军之“合作”——按蒋介石的要求，在国军抵达前，日军不得放弃武装，必须坚守阵地。

其二，东北地区之日本妇女，在苏军占领期间，已不幸遭遇过狂飙般的污辱。苏军在东北，“看到日本女人就要捉，……到了下午四、五点时，街上都看不到一个日本女人，……将她们用大卡车载到俄罗斯军的司令部去，再分配到各个军营去。”

“日本女人都被苏联军污辱，很乱来”……此类回忆资料不胜枚举。

这或许能够解释，何以苏军撤走后，东北地区之日本妇女，对国军之性索求，并未表现出激烈之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