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与小聪明，时刻布满今人的耳朵或头脑。而在古代世界，任何努力创建帝国的人都离不开这两种行为模式。有时候显得相辅相成，有时候则显得异常冲突。一旦因外界和个人因素，控制不好尺度与平衡，就会在看似一样的事情上获得完全不同的反馈。

13世纪成吉思汗与15世纪的也先太师，都曾经在今天的北京城下施展武力。但他们收获的结果却大不一样。前者看似有大战略，让后者显得是在靠小聪明投机。但事情究竟为何会演变为我们熟悉的样子，可能决定权并不在他们自己手里。

农牧分界线上的矛盾城市

早在北京成为各个帝国的首都之前，就已经以边防要塞的身份活跃于历史上。但即便是在辽国统治下，作为当时五京之一的幽州也不是特别出挑的城市。直到金国人将昔日的“南京”变成自己的中都，大多数人熟悉的北京地缘政治才开始发挥作用。

一方面，金国的中都-元朝的大都-明清的京师，依然是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所以经常被由北南下的统治者视为理想治所。南来北往的商贾与军队，不断催生便捷的道路系统建设。哪怕是来自南方的明朝皇帝，也需要通过这里来招募蒙古士兵。

但在另一方面，人口爆炸塑造了古代世界所少有的超级大城市。这在根本上是与这座城市的建城初衷背道而驰。因为过多的人口在守城战中将更快消耗掉战略储备。而为了保护这些人口建造的漫长城墙，也需要更多军队防御。这就让北京的城市规模，从辽金开始就不断扩大。任何从西北或东北方向南下的军队，都无法放过或者说是彻底绕开此地。

因此，无论是攻城者还是守城者，在面对这座城市时都需要动一番脑筋。对于有准备的人来说，成功将会使自己名垂千史。但若是缺乏必要准备，失败也会将自己永远钉在那供人嘲讽的耻辱柱上。

成吉思汗的大战略升级

13世纪，已经统一草原地区的蒙古帝国，开始南下攻打他们仇视已久的金帝国。意气风发的草原骑兵，在野狐岭击破了金国人的北方防线，准备直接攻取他们的中都。但头一次遇到如此大规模城市的他们，还需要经过多次用兵才能得偿所望。

由于金国的大部分野战军已在野狐岭之战中被报销，蒙古人的此次南下并没有受到多大阻碍。他们顺利的冲过居庸关，让骑兵在金国中都城下驰骋。但因为需要分兵其他地区，蒙古军队此次的只有10000-20000兵力可用于攻城。他们在成吉思汗主政后，曾经多次拿下西夏人的城市，还在日常围猎中尝试模拟攻城训练。但对于中都这样的大城，还是缺乏有效经验。包括成吉思汗自己都没有料到，他的此次冒进将会遭遇挫败。在分出很多人马进行粮秣搜集与劫掠行动后，进一步被削弱的部队开始强攻城市。

此时的中都城守军约有20000多人，加上临时征集的城市人口，已经在总数上超过了成吉思汗的分队。但他们还是需要防御35里长的城墙和12座城门。虽然城墙本身高达4丈，却会迫使守军分散兵力布置。好在城墙外本身还有3道壕沟拱卫，让蒙古人也不能轻易的攀爬城墙。更重要的是，蒙古军队里缺乏专业步兵和工程部队。所以，强攻城门就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金国守军的做法则非常具有借鉴意义。他们在夜里多次进行小规模偷袭，扰乱敌军的作息。甚至将部分企图迂回的骑兵吸引到了城市的南面，并在城门后的街道上埋伏了重兵。当蒙古骑兵冲入城后，被街上的拒马挡住去路。接着，手持长枪的步兵开始出动迎击。守军更是纵火焚烧街道两头的房屋，并推倒墙壁来进一步阻塞前进路线。蒙古骑兵被迫从这个看似是机会的地方撤走。他们此后在城市周围大肆劫掠，并赶在金国的南方部队抵达前撤回了北方。金国人因此宣布自己获得了对成吉思汗的大胜。但所有明白人都心里清楚，中都这样的大城市其实防御困难。

1213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队的大部分主力南下。此时金国已经重建了居庸关防线，却被蒙古人成功的迂回到南方。就和之前的野狐岭一样，金国野战军在前后夹击中全部崩溃。为了坚守中都，金国人几乎撤出了其他边境上的部队，全部向今天北京的高粱河一带集结。结果这些以动员步兵为主的力量，在高粱河与成吉思汗隔桥对峙。尽管努力保持没有崩溃，却屡屡被机动性强的蒙古骑兵击败。

更要命的是，由于整个边境防御空虚，蒙古人可以从那里直接南下。他们的骑兵分三路进入了辽东、河南与山东，大肆破坏金国人的经济与军事基地。金国的大部分军队却为了防御中都而被困死在高粱河边。因此，成吉思汗没有直接发起对中都城墙的强攻，就在战略上逼迫对手乖乖就范。当蒙古骑兵在各地抢的盆满钵满，云集在中都的几十万军民却陷入了饥荒。

最终，金国方面被迫与蒙古媾和。在献出了包括公主在内大量的人口和马匹后，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际。但金国高层也就此看出了防御中都是一盘死局，选择南下河南建立新都。这也等于将帝国在黄河以北的全部领地拱手让给了蒙古人。

1214年，得知金国朝廷南迁的成吉思汗再次挥师南下。金国方面再次将大量部队部署在中都据守，却很快面临后勤困难问题。当负责运输粮食的援军被蒙古人野战击败后，大量在边境上的契丹与汉儿军户选择了投靠新主。他们为蒙古帝国带来了自己的首批专业步兵和攻城部队。

最终在1215年，具备强攻能力的蒙军开始收割垂涎已久的金国中都。蒙古人一面继续以骑兵封锁城市，切断了来自南方的漕运。另一头用大量的投诚部队，猛攻中都的城墙。虽然守军继续有过顽强的抵抗，终究因饥饿和士气崩溃而彻底失败。蒙古人将城内的剩余物资都搜刮一空，并纵火焚烧城市，彻底将其摧毁。

也先太师的小聪明失算

在成吉思汗的军队攻取中都后的234年，又一支蒙古大军开始南下燕云。他们在首领也先的带领下，已经在之前的土木堡战役中摧毁了明朝的北方野战部队，甚至俘虏了英宗皇帝。但这次久违的蒙古南下大规模南下作战，最终却成为了明朝官方歌功颂德的极佳案例。

参照成吉思汗当年的三次中都作战，1449年的瓦剌人攻略北京，其实只相当于前人的首次试探性攻击。此时的明朝遭遇了类似金国在野狐岭的失败，位于居庸关的第二道防线也被进攻者迂回而过。但真正让其伤经动骨的消耗还远未开始。

作为守城全权指挥的于谦，在策略布置方面与当年的金国也没有任何区别。一方面集中尽可能多的粮食输入城内，同时发动市民对很多城墙段进行加固，将许多原本还是夯土建成的墙面换成石砖。最后，重组北京城内的禁军残部，并通过大运河沿线进行大量的增兵。除了将驻防河南的军队被调，还让山东等沿海地区的防备倭寇部队赶来增援。最后是运送江南粮食物资的淮南、南京和浙江援军。甚至因为军械不足，派人去土木堡的旧战场上寻觅可以回收利用的武器，并让南京方面拿出了朱元璋时代留下的盔甲库存。

但以上增援中的大部分人力和物力，其实都没有赶上后来的城防战。所以，明军方面只能以北京城本身为依托布阵。

至于作为进攻者的也先，实际上也没有十足的攻城把握。而且和成吉思汗早期的蒙古帝国一样，他的瓦剌系军队也缺乏专业步兵和工程人才。尽管作为昔日元上都的哈尔和林得到重建，但这个时代的蒙古人已大都缺乏攻城战的历练。

甚至从根本上而言，也先的设想中也没有对北京城的强攻计划。因为他原本期望用手里的明英宗作为政治正确武器，逼迫明朝与其签订有利的合约。这也使得其在后来被迫发起的进攻中显得非常无助。因为明朝有着金国所没有的文官集团，通过拥立景泰帝作为新首脑的方式继续抵抗。当也先发现这点而开始采取其他办法时，已经处于准备沿着不足的状态。甚至连继续在居庸关据守的明军都没空搭理。

也是由于双方实际上都缺乏足够的人手，所以北京保卫战的全程就类似当年蒙金首次中都之战的翻版。也先的骑兵在没有步兵和攻城部队的支援下，只能选择强攻各处城门。明朝守军也自然将大部分力量集中在城门附近据守。在极度不利于骑兵发挥的狭小空间内，使用密集的弓弩和火器射击，逼退也先的部众。当瓦剌人开始分散收集粮秣，城内的守军也会发动一些夜袭来干扰对手的作息与部署。最终，意志更不坚定的也先选择撤退，让明军获得了以一场政治意义远胜军事价值的胜利。

也先如果有足够的决心与兵力，完全可以将战争继续下去。因为在大量的明军部队抵达京师后，很快就会从补给者转变为消耗者。而瓦剌骑兵则通过首次南下，基本摸清了北京周围的情况。如果双方的高强度对抗持续下去，明朝可能又不得不抽调其他边区的部队增援，使得边境顾此失彼。到时候，就是也先不派人直接攻城，也可以像成吉思汗第二次围困中都那样获胜。

然而，也先在南下时根本没有成吉思汗当年统领草原后的控制力和资源。这也注定了他只能在北京城下卖弄自己的小聪明，而不能像前人那样看上去充满了大战略。

起点差距

事实上，也先和他的瓦剌势力，绝非不懂得大战略的蛮夷之辈。作为其部族源头的克烈人，在成吉思汗时代就是帝国内的重要“参股者”。在也先早年的势力扩张行动中，也表现的非常有章法。瓦剌人不仅屡屡击败和压缩东面的鞑靼部落，还一度占据半个西域，并通过联姻等手段控制了河西走廊与河套部分蒙古小势力。兵锋最远抵达辽东的女真人聚居区。

因此，在也先觉得自己可以同明朝翻脸前，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明朝在西部和北部的全部贸易线路。为了尽可能的将河西走廊路线上的商团，迁移到北方的草原路线。瓦剌人甚至胁迫臣服自己的哈密帮忙，将来自中亚撒马尔罕的商团带到自己的直属领地。这等于是在直接干涉明朝苦心建立的朝贡体系秩序。

当然，因为源自克烈部后人，包括也先在内的瓦剌执掌者们都缺乏蒙古黄金家族血统。这就让其在蒙古内部秩序的重建中处于不利位置。甚至还有部分东蒙古部族，直接将曾经属于突厥系的克烈后人们视为“非蒙古的外族”。

因而，也先控制下的瓦剌可以盛极一时，却始终无法真正统领整个草原。这也在外战中严重限制了瓦剌军队的动员力与执行力。一旦瓦剌本部人马遭遇过度损失，那么就可能遭到其他部族的反攻倒算。这就进一步限制了也先打整体战的能力。也是也先在南下征伐中跟依赖“小聪明”而非“大战略”的最根本原因。

很快，也先在北京保卫战后开始将重心重新放在草原问题上。他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准备重新整顿草原上的权力格局。他自己也因此被不满者暗杀，造成了瓦剌部族内部的分裂。缓过神来的东蒙古鞑靼，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得以复兴，并接过了威胁明朝边境的战略位置。而他在战后主动放回去的明英宗，也忙于重新抢班夺权，清算了景泰帝与于谦。明朝在就不再具有任何反击瓦剌直系势力的能力和欲望。

今人复盘古代战争的胜负得失，经常会从单纯的结果出发，来对当事人水平进行三六九等的分类。但决策者的发挥好坏，往往由其所处起点高低与掌控资源多寡决定。脱离了基础和背景，一切分析就会沦为扯谈。成吉思汗与也先的差异，就是基础决定天花板上限的直接表现。数次发生在北京的大战，则是现象本身所释放出来的绚丽历史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