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旧岁、迎新年，普天同庆，人们在这个“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的节日里长久以来形成了一系列习俗。鲁迅在《祝福》结尾这样写道：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放爆竹、祭祖先、吃团圆饭、欢度除夕、通宵守岁、迎接新年，这似乎是自古以来传统中国人固定不变的节目。除夕之子时，往往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人们借助“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祈祷新年能除旧布新，荡涤晦气、烦恼、失意、忧愁、挫败而带来“无限的幸福”；虽然愿望会时常落空，但热热闹闹的庆祝及虔诚的祈祷却亘古不变。

曾任浙江龙游、新昌、景宁等知县的杨葆光在他的日记中，细大不捐地记录了江南地方官如何辞旧迎新，资料比较丰富。同治六年（1867）临近除夕的一二天记载：

二十九 [天时]雨，晚雪。[人事]聚玉刻《征诗启》，印二百张。祭祖，吃团圆饭。[酬酢]到署写联。居停送节敬，并物四色，受福桔、角黍。回送四色，不领。

三十 [天时]晴。[人事]收拾一切，布置字画。剃头。[酬酢]分果狄、史诸女伴、小郎。局中招夜饮。署、局、粮厅辞年往还。送霁云年糕、熟鹜。取雪溪糕。[出纳]支剃头钱五十文。……支日用钱百六十文。（《订顽日程》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欢度除夕的活动包罗万象，家中祭祖先，吃团圆饭，写春联，重新悬挂喜庆的字画，给儿女发放糖果糕点，赴外互送礼物：福桔、角黍、年糕、熟鸭，官署中与下属同僚互致祝贺。江南经济富裕，人们对过年似乎特别重视。除夕前四五日，知县杨葆光的亲戚及同僚已开始互访送礼，如香腿、元米、胶菜、花生、鲜蹄、鸡蛋、栗子、羊蹄、彩蛋、风肠、炒米、秋油、黄酒等等，品种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同治七年（1868）农历正月初一的记载：

初一 [天时]晴，……。[人事]早起拈香，并至邑庙。夺彩胜，预兆佳哉。[酬酢]至县、局、粮、捕、两学……等处道喜。雪兄招，同莲舫等晚饭。局中招饮，辞。[出纳]支拈香钱二十五文，支狄兄妹两郎岁钱二百文。（《订顽日程》71页）

知县杨葆光新年第一天先赴邑庙焚香敬神，祈祷平安吉祥，在庙会猜谜之类的博彩节目中又一举获胜，预示新年诸事顺利佳美。后赴县衙门等各种机构，向下属慰问道喜。回家后还要向儿女发放压岁钱二百文。总之是皆大欢喜。

除了馈赠礼物土产，互致节日祝贺之外，晚清官宦人家亦不忘积德行善，在临近除夕的一二天内，于特定场所向贫民发放现钱，施舍热粥馒头之类的食品。翁同龢的过继儿子翁曾翰在他的日记中就保存了这样一些记录。同治十二年的年底：

廿九日（2月15日） 晴。朱修伯在圆通观粥厂放面票及现钱，辰正过彼，子清亦先到。贫人来者七千余人，分列男妇，放至申正方毕，惫甚。夜祀先，自问庸材，仰愧清德，外度时势，国报为难，中夜为之耿耿。

三十日（2月16日） 晴。晨至粥厂放馒头，两千六七百人。暮至亲友家辞岁，接灶神。（《翁曾翰日记》270－271页，凤凰出版社，2014年）

官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朱修伯不仅性喜藏书，以《结一庐书目》闻名海内，而且还热心公益慈善，受其惠者，“贫人来者七千余人”。朱氏此种善举值得后人赞赏。或许是受朱修伯行善之影响，次日翁曾翰亦到粥厂发放馒头，救济贫民达两千六百人。

第二年是同治十三年，朱、翁两家照例在临近除夕的一二日内施舍发放食品，救济贫民：

廿八日（2月4日）晴，风。晨至粥厂，今日朱修伯遣其子在彼放钱，余略为照料而已，午正归。未刻敬神，夜祀先。

廿九日（2月5日）除夕 晴。狂风。晨至粥厂散馒首。贫民一千数百人。午刻，悬挂先代真容，遂供酒果，夜祀灶神，灯下静思，一年中家庭康吉，大可欢慰，惟近遇国恤，蒿目时艰，不无戚戚。（《翁曾翰日记》318－319页）

翁曾翰早晨行善发放馒头，中午回家悬挂先祖影像，供奉酒果，夜间还要祭祀灶神爷，可谓异常忙碌。因一年将终，灯下反思，翁家一切尚属安康吉祥，但宫廷之内同治皇帝患病驾崩，可称“国恤”，虽逢节日，亦令人戚戚无法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