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昆明组建。因其成就显著，有“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之美誉，提及理想大学，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南联大。近年来，西南联大在口口相传中被神化为学术净土，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联大不是学术净土，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国共政治斗争的裂痕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内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在滇开课，至1946年5月复员。

西南联大有“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之美誉，其历史面貌，反映在在各种回忆录和小说中：“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中国大地的西南角，汇聚了这个民族最伟大的心灵，他们‘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接续着中华文化的星火，也延续着中西方文华碰撞后的火种。”西南联大也在口口相传中逐渐被神话化，与历史真实面貌相去甚远。

片面的描述难免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和认知，以为西南联大师生们一直与国民党作对抗或者国民党宽容大度让西南联大成为一方净土。共产党在西南联大内部的积极发展已是众所周知，国民党其实也没有对西南联大听之任之，同样努力试图加以控制。1938年陈立夫出长教育部，贯彻蒋介石“战时教育平时看”的方针，对青年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执行与陈立夫致相同的路线，即通过教授，在大学开展党务和团务的工作，以求统制师生。联大教授、史家姚从吾曾建议朱家骅，在教职员与学生中分别组织党部与团部。姚从吾认为，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加之身家牵累，活气已竭；而青年学生，则英俊济济，思想活泼，可吸收入团。“青年团若欲成功，应以吸收纯洁好学之英秀分子为主旨。故选收基本同志，实宜以勤学能文为最要。才智之士皆集于吾党，则一切成功可期矣。”对姚从吾提出的教师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主张，朱家骅亦同意：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最近已修正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

蒋介石1940年4月9日给蒋梦麟、梅贻琦的一封电报，颇能反映西南联大内部严重的国共斗争裂痕。电报说：“根据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共负责人姚圻池、张际尚(女)(姚张二人均系陕北抗大派往)、侯仁仲等在校活动日趋激烈，于三月五日煽动该校工役三百余人全体罢工，要求增加饷，校方允每人月加五元(每人月饷自二十二元至三十元)，膳费缴半数，始于十日复工。现复出版壁报，谩骂政府腐化、国民党专政以及陕北、河北国军开始剿共，减削抗日国力等荒谬言论。现该校中共党员已有二百七十余人，当地政府及学校当局不甚径意等情，特电知照，即希注意。”…

1939年秋，张伯苓赴昆明西南联大时与在校南开大学师生职员（部分）合影

联大的“学术自由”，与其已成为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秘密较力场有很大关系

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最为后世称道。人们倾慕教授们恪守学术自治，也赞美国民党对学术自由的尊重。实际上，这个问题甚为复杂。如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的原中共鄂西特委书记马识途所说：“当时在联大的政治力量十分庞杂，有特务的力量，有云南的地方势力，有张国焘的所谓非常委员会的特务势力，有托派的势力，还有鼓吹第三条道路的美国的隐秘活动。”正因为联大实际上已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秘密较力场，故而从外观看来，即貌似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以国民党对联大学术的控制为例。关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姚从吾主张“以学术领导党务”，“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党与学术配合，团与教育配合”，藉学术确立区党部在联大教师中的信用和地位。而举办学术讲座，是联大区党部开展“学术党务”之首途。联大区党部共计举办了一百多场次学术讲演。报告人以党籍教授为主，有时也邀请党外教授加人。讲座本身确实学术性的，没有明显“党化”意味。但所谓“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并不那么清高、纯粹。国民党此举并非出于对学术自由的尊重，说到底还是出于笼络之需。姚从吾坦承其举办学术讲座的目的，对学生重在安定人心，对教授重在“联络感情”。前者重精神，后者重物质。讲座的学术性，受到多数学生的欢迎，而对演讲者而言，“联络感情”的关键，实际上并不在“学术”，而在演讲报酬。1941年开始，昆明物价骤涨，二三百元讲演费，对于演讲者来说，不无小补。

姚从吾“以学术领导党务”的办党方针，在联大收到了相当的效果。他在担任区党部书记一年后自我总结说：“一年前联大教授多以名列党籍为讳，今则自承为党员者日多。联大党务已引起各方之注意。”1944年姚从吾第二次连任区党部书记时，认为“党与团在联大信用已著”，“党在联大之基础，已大致稳定。”…

1938年8月，西南联大多位教授在昆明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