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写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学贴上布告栏《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拔擢这位年仅十五岁的作者作为《红墙》的编辑。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逢初，原题：《忧郁斯基：邓小平、蒋经国等在留苏时叫什么名字》

近来读李洱的《花腔》，整个小说由三个人事后回忆讲述了关于主人公葛任的命运故事。葛任是位革命家，在20世纪20年代曾去苏联学习，去的正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这所学校和另外一所莫斯科中山大学，曾经培养过许多国共两党的骨干力量，如刘少奇、邓小平、博古、蒋经国等等。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主人公葛任向其他留苏的中国人一样，有一个俄国名字，叫“忧郁斯基”。小说中解释说，葛任这个人，每天都很忧郁，也很犹豫，起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告诫自己不再忧郁，也不再犹豫。这倒是非常符合中国人取名字的传统，名与字号有讲儿，在字号中融入旨趣抱负、居住环境、个人特征、官职或封爵、谥号。小说第一部分的历史口述者白圣韬医生有个近乎外号的俄国名字——毛驴茨基。

“忧郁斯基”也好，“毛驴茨基”也罢，这是作者为小说服务设定的名字，倒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俄国自从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后，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满怀救国救民志向的革命青年，纷纷远赴莫斯科学习苏联经验。1921年10月21日，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成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就是葛任去的学校，开设很多国际班，其中有中国班，专门为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以及之后成立的苏联中亚各民族培训干部。1921年春，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从上海出发，经过三个月的跋涉来到莫斯科。后续的1923年到1924年，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蔡畅等人陆续来到东方大学接受学习和培训。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苏联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在莫斯科成立另外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中山大学，此后很多来苏的中国人就在这所学校学习。这些人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左权、秦邦宪（博古）、杨尚昆、伍修权等等；国民党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谷正纲、康泽、汪少伦、邓文仪等等。这些中国学员后来多数都成为了国共两党的核心力量。下面就来说说这些人的另一个身份。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

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的卷宗里，有一个名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的中国人，学号233，这个人就是邓小平。起初，也就是1926年1月，邓小平和中共欧洲局党员、中国共青团团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17位同志，途经德国、波兰到达莫斯科，先是入了东方大学，十几天后才转到中山大学。邓小平的朋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欧洲支部负责人傅钟，他的俄文名是阿列克谢？戈奥尔吉耶维奇？基万科夫，邓小平的叔父邓绍圣的化名是弗拉基米尔？尤利耶维奇？达尼利内姆。使用俄国名字是出于安全和保密的考虑，但是具体的化名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起化名时比较随意。

学校的待遇还是不错的，给每位新来的同学发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分配了宿舍。

邓小平在此要学习俄语、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东西方革命运动史、联共（布）历史、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军事事务以及新闻学。学期设置为2年，学生每周上6天课，每天8个小时（从1926年下半年开始，周一至周三每天8小时、周四至周六每天6小时），可以看出，莫斯科方面主要是从实际应用出发来设置课程，都是一些社会科学，便于学员集中短期学习，并且能够尽快应用到本国革命实践中去。

邓小平入学履历上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也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争斗。”（转引自亚历山大？瓦季莫维奇？潘佐夫、达利娅？亚历山大洛夫娜？斯皮恰克的文章。译者陈鹤。原始文献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2，卷宗5，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