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北洋政府的第一任外交总长，却被迫签署了中日《民四条约》（二十一条），他深谙外交之道，却因国力羸弱而在巴黎和会上受尽欺辱，他放下了政治定居欧洲，却让中国的命运占去了四分之三的心（陆征祥语）。

如此跌宕一生，令人感叹。他便是陆征祥。

陆征祥生于广东，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因为这个原因，陆征祥对于西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陆征祥的父亲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科举的道路，而是教他一些西方思想。因此他学习的第一本书并不是儒家的“四书五经”，而是一本《新约福音》。不久，陆征祥的父亲把他送到了上海官办的新式学校：广方言馆。陆征祥在那里学习外语，并接受一些外交方面的培训。在陆征祥二十一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广方言馆毕业，并被推荐进入北京的同文馆深造，一年后被总理衙门选中留洋，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

才刚刚二十岁出头，陆征祥已经开始接触外交事物。在这个时期，陆征祥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当时的驻俄公使许景澄，作为陆征祥的老师，许教他办理外交事务，在许的指导下，陆征祥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外交家。

中华民国成立，内阁总理唐绍仪组阁，认为外交总长非陆征祥莫属。一来，陆征祥长期在国外，自己的履历没有任何国内政治派系的干预。二来，陆征祥深谙外交之道。但是陆征祥一开始是拒绝的，认为自己的能力还不足以胜任外交总长的职务。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大力邀请，陆征祥终是同意了，也就立刻从俄国赶回了中国。回国后，陆征祥请当时著名的翻译家林琴南写下“不要忘记马关”六个大字悬挂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用以明志。

随后，内阁总理唐绍仪因为与袁世凯的矛盾而下台，陆征祥短暂的担任过内阁总理的职务，但很快也因国内问题下台。之后，陆征祥做过总统府的高级顾问，随即又再次接任了外交总长一职。而这次，却把陆征祥推向了深渊。

1915年，欧洲各个帝国忙于一战，放松了对于中国的侵略。日本见此情景，便产生了独霸中国的野心，于是日本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见到此条约大为骇然，立即让当时的内阁总理孙宝琦来处理此事。孙宝琦自知这是个烫手山芋，因此便把这件事情交给了陆征祥。万般无奈之下，陆征祥只得坐上了日本人的谈判桌。

弱国无外交，这是在当时“适者生存”的国际社会中的准则。陆征祥深感于此，便采用拖延的战术与日本人周旋。争取条约中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要仔细的进行研究。同时，陆征祥还把条约的内容有意的透露出去，希望以中国的舆论和英美国家的反对来抗衡日本人的强权。但是，舆论终究是没有枪炮管用，在日本人以“最后通牒”的形式照会中国政府后，袁世凯政府也只能签订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虽然，陆征祥凭借着谈判，划去了条约中侵略中国最严重的几条，但是《民四条约》的签订也是非常的耻辱。而且陆征祥也知道，一旦在这个条约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将是遗臭万年。只可惜时局如此，陆征祥一人之力，不能挽大厦将倾。签订条约之后，陆征祥沮丧的对袁世凯说：“从此我陆征祥千秋万代被人唾骂！”

《民四条约》的签订让陆征祥抱憾终身，在签订之后，陆征祥便想到了如何去解除这个条约对于中国的限制。那就是参加一战结束后的和会。不仅是陆征祥，当时许多的中国人都看到了这个和会是一个机遇，一个让中国完成“土地之完全，主权之恢复，经济之自由”的机遇。因此，中国的政治家在之后的几年里积极的谋划加入这个和会。对德宣战之前主要谋划如何加入和会，对德宣战之后主要谋划如何争取权利。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各国面临着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问题。由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这使得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人们无比期望这个和会能够伸张公理，埋葬强权。而这个时候，陆征祥接到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委任状，作为中华民国代表团的团长参加巴黎和会。团队中其他人还包括南方代表王正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