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借款,是日本在1917~1918年间,以秘密或半公开的名义,共计八次借给段祺瑞政府款项的总称。这批借款总额为1.45亿日元,由当时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特派代表、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亀三经手办理,故称西原借款。
一、西原亀三的目的
北洋政府借这笔钱,主要是为了维系政权的基本运作。
自辛亥以来,由袁世凯时代开始,因财权大部落入地方之手,民国中央政权的维系,始终不得不依赖外债的支援。比如,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曾面临无力供养“革命军队”的难题;袁世凯接手后,也只能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否则军队无法安置,南北势必碎裂,民国也就无从诞生。
西原借款的时代背景,也大体相似。为支持洪宪帝制,中国、交通两大中央银行不惜牺牲储户宣布停兑,国家财政已濒临崩溃;各省应解往中央的款项,全被督军扣留;旧公债未能整理兑付,政府信用大失,发行新公债也无人认购;借外债也因信用不佳,受制于五国银行团,难以磋商……以上种种,是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上台时所面临的财政困境。
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主动提出愿意借款,对段祺瑞政府而言,实可谓雪中送炭。
该项借款的促成,与日本学者西原亀三关系极大。西原素以知华闻名,且以“亲华”为其一贯的政治立场。1916年,西原第一次访华,他得到的感受是,日本经济在中国的存在感极低:
那么,该如何提升日本在华的经济基础呢?西原的建议是:
图:西原亀三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借款给北洋政府,帮助中国整顿濒临崩溃(或者说已然崩溃)的财政、金融体系,改革中国的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其最终目的,是达成一种所谓的“双赢”——日本向中国提供经济发展必需的资金、中国向日本提供工业发展必需的原料,将两国经济牢牢捆绑在一起。
西原的原话是:
不过,西原的“双赢”,在当时及日后的中国知识界看来,其实相当于一种经济侵略,所谓“与振兴帝国工业契合一致,使日华成为一体”,究其本质,是希望中国经济以满足日本工业发展之所需为走向。
以上是日本提供西原借款时,在经济层面的考虑。在政治层面,西原借款还有改善中日两国剑拔弩张关系的用意。
寺内内阁的前任大隈内阁,长期惯以武力入侵、外交恫吓等手段对待中国,导致中国朝野对日极为反感。尤其是在“二十一条”风波之后,中国朝野的对日恶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连知日派政客曹汝霖、亲日派军阀张作霖等,也对日本表现出了强烈的警惕与敌意。
图:寺内正毅,1916年10月~1918年9月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对这种反日情绪,西原访华期间深有体会。比如,在商议借款的会见中,曹汝霖曾“突然改变声色”,以一种极具敌意的语气质问西原:
据西原回忆,他当时的感觉是,曹汝霖的这些话“好象不是说出的,而是喷出的”。
亲身体验了中国朝野激昂的反日情绪后,西原反思道:
当时,军阀张勋极力反对中日合作,公开的反对理由是“中国与日本合作,犹如与虎同眠。目前日本虽然戴着一个假面具,但不久就会无疑抛除假面,露出它那豺狼的本性”。基于上述体验与反思,西原也颇能理解张勋的立场,曾如此感慨道:
二、借款条件“并没有十分苛求”
因为西原亀三与寺内内阁有着上述经济层面(中日经济一体化)与政治层面(改善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的诉求,所以较之同时代的其他外债,西原借款开具的条件可谓优厚。西原曾建议寺内内阁,在设置借款条件时要尽量避免引起中国的反感:
比如,北洋政府所借的其他外债均附有手续费,但西原借款“自始至终没有手续费,参与此次借款的人谁也不得要求手续费,也不给与任何佣金。”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官员周叔廉也承认,日本在借款条件上没有苛求,没有设置障碍:
而当贷款无法收回,这些优厚的借款条件,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日本国内舆论指责西原亀三与寺内内阁“卖国”的主要证据。对此,民国中日关系史学者王芸生有一段评价:
图:西原借款的担保情况(引自《银行周报》1924年第47期)
西原借款之所以“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与西原亀三本人的政治愿景——以“王道主义”改善中日关系,进而在中国扩张日本的势力——有极大的关系。当时,日本政府曾委托西原亀三前往劝说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西原的回应是:
按西原的建议,所谓“付出最大的善意与支持”,包括如下四项条件:
这些建议太过“激进”,自然不会被当时的日本政府采纳。但从这些建议中,不难窥见西原亀三以“王道主义”改善中日关系,进而在中国扩张日本势力的政治理念。
三、借款用在了什么地方?
西原亀三希望借款用于发展中国的经济(最好是与日本工业所需配套的领域),但北洋政府拿到该项借款后,主要用在了政府的日常运作与军费方面。
依据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存档数据,日方曾得出过一组西原借款开支的不完全统计,该统计显示,直接财政性支出占西原借款总支出的65.22% ;军费占总支出的25.40%。(见王芸生:《西原亀三对西原借款之回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
曹汝霖参与了西原借款的交涉,又做过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他很清楚西原借款的用途趋向。在回忆录中,他如此写道:
这段回忆,也可以佐证西原借款大部分用在了给官员发薪、给军警发饷、给公务员发工资等事情上。这种资金流向,与北洋政府中央财政体系的瘫痪、崩溃是直接相关的。
图:西原借款从实业建设挪用为政府运作开支的基本情况(引自《银行周报》1924年第47期)
四、“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
北洋政府当日,欲维持政府的正常运作,必须要对外借款;其他国家的借款很难获得,而西原借款的条件又如此优厚,段祺瑞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不过,据曾做过冯国璋的幕僚、时任段祺瑞内阁秘书长的恽宝惠回忆,自借款伊始,段祺瑞就不打算向日本还款:
图:段祺瑞
类似的话,段祺瑞对左右之人似乎说过不止一次。曾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工作的王楚卿也回忆道:
段祺瑞既无意偿还——实际上段执政期间完全无力偿还,加上政局动荡、借款担保又非切实之物(比如用来担保的铁路,因借款被挪作他用,根本就没修建),段倒台后,后继者更无意替段还债,西原借款的绝大部分,遂都打了水漂。时任财政部库藏司出纳主任的周叔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西原借款无法得到归还(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整理外债,西原借款曾是南北纷争的焦点,政治色彩浓厚,故日方虽一再要求偿还,但考虑到舆论影响,南京长期采取了搁置态度),日方预设的政治、经济目的也未获实现,日本国内舆论指责该项借款实乃卖国之举者,遂日益增多。寺内内阁“对华释放善意”的政策路线(以经济手段怀柔而非以军事手段压迫、注意与欧美各国协调同步),也失去了市场。
原敬内阁上台后,在“对华借款及财政援助”方面采取了严格管控的政策,“废止了寺内内阁时代的援段政策”,停止了对华贷款。中日关系的基调,也回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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