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更迭乃民国学界一大特色，因背景不同、代际差异，学人们形成了各自的“朋友圈”。

黄侃多结交传统学术圈中人

同在北大，黄侃对力倡白话文的胡适甚是轻视。一次，黄对胡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不解甚意，问何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顿觉啼笑皆非。黄侃坚守传统学术，其知交亦多为此中同道。

若言清末民初经学研究，刘师培堪称执牛耳者。然其少年成名，定力不足，屡屡失足于政治深渊，让世人叹惜“卿本佳人，奈何从贼”。辛亥后，刘氏执教北大，身背污名，且诸病丛生，其晚景可谓凄然。一日，黄侃去刘家探望，见刘正与一位学生谈话。面对学生的提问，他多半是支支吾吾。学生走后，黄侃问刘为何对学生敷衍了事。刘答：“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黄问：“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刘拍拍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的足矣！”黄并不以此为戏言。次日，他果然预订好上等酒菜一桌，点香燃烛，将刘延之上席，叩头如仪行拜师大礼，从此对刘敬称老师。当时黄仅比刘小一年零三个月，两人在学界齐名，且有人还认为黄之学问胜于刘，故大家极其诧异黄侃此举。黄解释道：“《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载道高于虚誉，一时间，黄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之举传为美谈。

胡适朋友圈最广

而正是被黄侃揶揄的胡适，其朋友圈之广，在民国学界稳坐第一把交椅。自新文化运动后，胡适“暴得大名”，以火箭速度跻身学界明星，加之他善于交际，人脉极广，渐有学坛盟主之势。人们则以认识胡适、见过胡适，甚至读过他的书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成为上世纪20、30年代学界、文坛里的流行语，以表示自己有身份、有品位、有路子。因而“胡适之”三个字在当时绝对是块滚烫的金字招牌。

与壁垒自囿的黄侃迥异，同出章太炎、刘师培门下的小师弟刘文典，则极力将胡适纳入自己的朋友圈中。1917年，刘赴北大任教。当时北大强手如云，年纪轻轻的刘自入不了诸高人法眼。同仁们的鄙夷声时常于其耳畔回响。刘逐渐明白：在此地打拼，出名需趁早。于是他决心校勘古奥难懂的《淮南子》，以期扬名立万，奠定学术地位。经过数度请益切磋，刘此计划深得胡适支持。

无论在何年代，古籍点校都是苦差，既要耐得住寂寞，又须忍得了清贫。虽乐于埋首故纸堆中，然日子一久，刘终遭遇“经济危机”，他首先想到的朋友，依旧是胡适：“你的门路很广的，凡是书局、报馆，都把你的一言看得九鼎般重，务请你替典想想法子，典虽然不才，译书、编书、做文章，以及报馆的编辑都还干得来，薪水也不奢望，只要有现在的半数就行了。”胡欣然伸出援手，助其渡过难关。待《淮南子集解》付梓之际，胡更跨刀作序，替其卖力宣传。如此重情义之人，令刘深为感激：“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