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否真的说过“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出自《三国演义》。它的原始形态，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裴松之注引的孙盛《杂记》。

图：中华书局版《三国志》第1册正文第5页

陈寿在正文中提及，董卓掌权后，曹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裴松之在该句后，补注了三条材料，分别是：

（一）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二）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三）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裴注所引《魏书》，不是陈寿撰写的《三国志·魏书》，而是曹魏时代的官修“国史”（大约成书于曹髦、曹奂时代）。该书的主要编纂者之一王沈，原是曹爽的家臣，曹爽被杀后转投司马氏，被安插在魏帝曹髦身边。曹髦死于司马氏之手，直接导火索就是王沈将曹髦的计划向司马昭告密。时人评价王沈史品不佳，“多为时讳”，常替权臣与豪门粉饰。

《世语》即《魏晋世语》，作者是西晋人郭颁。郭颁字长公，正史无传，做过襄阳令，也做过令史，就是朝廷的史官。据裴松之的描述，《魏晋世语》不是一部讲结构、有条理的史书，而是“全无宫商”，大约是一部类似笔记体、段字体的著作。

《杂记》的作者孙盛是东晋人，做过浏阳令、长沙相等职，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异同杂语》等诸多史书。据《晋书》记载，孙盛是一位秉笔直书、不畏权贵的良史，曾因不愿曲笔记叙权臣桓温的枋头之败，而遭桓温以“门户事”（家人性命）相威胁。至于《杂记》具体是指孙盛的哪本著作，是一个仍存在争议、难以定论的问题。

图：曹操像

依据裴松之提供的这三则材料，可以做如下三点保守分析：

（1）曹操杀吕伯奢家人的情节，既入曹魏官修《魏书》，很难否定它的真实性。但书中提供的解释——吕伯奢之子欲纠合宾客抢劫曹操，要夺他的马匹和财物，却未必可信。吕伯奢既是曹操“故人”，家中又蓄养着“宾客”，自应是一位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活动能量的地方名士。吕家有何必要去抢劫曹操这种“逃归乡里”之人呢？

（2）官修《魏书》记载曹操杀吕伯奢的家人，显示该事件在当时有着相当程度的传播。于曹操而言，主动传播此事并无多少光彩可言。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吕伯奢乃地方名士，曹操于地方名士家中杀人，酿成了一桩被广泛传播与谈论的“公共事件”（吕伯奢所在的成皋县，属河南尹管辖，恰是一处信息通达之地）。若此事毫无影响，《魏书》似也不必载入。

（3）《世语》写于西晋，《杂记》写于东晋。较之《魏书》，它们对吕伯奢事件的描述多了一个情节——曹操怀疑吕家人要抓自己向朝廷邀功，于是不待确认真假，自己先动了手。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逻辑，也说明曹操因疑心而杀吕伯奢这种说法，至晚在西晋时已有流传。

 

 

除了以上三点，还有一处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杂记》与《世语》关于曹操杀吕伯奢家人一节的描述基本相同，但《杂记》多了那句著名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杂记》的作者是孙盛，而在孙盛所写的另一部史书《魏氏春秋》中，说这句话的人却是司马昭：

 

“《魏氏春秋》曰：（郑）小同，高贵乡公（曹髦）时为侍中，尝诣司马文王（司马昭），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问之曰：卿见吾疏乎？答曰：不。文王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酖之。”

 

大意是：魏帝曹髦身边的官员郑小同，去造访司马昭。司马昭跑去卫生间，有一份秘密文件没有收起来，他回来后问郑小同：你有没有看我的秘密文件？郑小同说：没有。司马昭说：宁我负卿，无卿负我。宁愿我错杀你，也不能冒被你泄密损害的风险。于是拿毒酒杀死了郑小同。

《魏氏春秋》共二十卷，今天已经失传。上面这段记载，见于唐朝章怀太子为《后汉书.郑玄传》所做的注引（郑小同是郑玄之孙）。

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记载，也见于裴松之为《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所做的注引，但其中又有微妙的不同。裴的注引是这样的：

 

“魏氏春秋曰：小同诣司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谓之曰：卿见吾疏乎？对曰：否。文王犹疑而鸩之，卒。”

 

《魏氏春秋》只有一种。章怀太子的引用中，司马昭说了“宁我负卿，无卿负我”这一丧心病狂之语；裴松之的引用中，只说司马昭犹疑，没有记载这一丧心病狂之语。章怀太子是唐朝人；裴松之虽然生于东晋，但他为《三国志》做注时，东晋已被南朝宋所取代，二人皆不必顾及司马氏的审查。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区别？

这当中的可能性非常多。比如，章怀太子的注引，将曹操与司马昭弄混了；再比如，裴松之依据孙盛的《杂记》认定“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版权属于曹操，于是在引用孙盛的《魏氏春秋》时，删掉了司马昭的“宁我负卿，无卿负我”。但在不否认任何史料真实性的前提下——在没有证据可以否定史料的情况下，寻求能够尽可能包容相关史料的解释，可能是最合宜的解读史料的方式——也可以有这样一种解释：

曹操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是汉末魏晋时期流传于历代权力高层的“黑暗名言”；司马昭的“宁我负卿，无卿负我”则是承袭该名言的变种。孙盛将二者同时记录了下来，是因为他认为二者都是真的；曹操与司马昭，本就是同一类人。这两句话，代表了魏晋时代之人，对曹操与司马昭个人形象的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