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九年（1640），盛京城建，终于有了新的起点，玄烨批准增修盛京边墙。这意味着一盛京城有了超过以往一倍的规模，甚至有了一个国都的风范。读中国古代历史，了解更多历史真相——

盛京城的模印，是皇太极在明朝沈阳的基础上改建的，原来四门加为八门，原来的十字街改为井字街。而玄烨则用夯土筑墙，再开八个边门，由大南边门对大南门，由小南边门对小南门……从此，沈阳有了八门八关之说。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微妙的词语，它总是隔开一些定义，让人们树立另一些定义。

盛京边墙

康熙在盛京原城墙外 在城外增筑边墙，高七尺五寸（2.79米），增设八个边门。渐渐地，皇太极时代的内治门、抚近门从人们的头脑中消失了。盛京缭墙与缭墙内外的士兵，使盛京的市民有了崭新而自我的意识，这座城市，不再是建立在曾经的记忆的基础上，而是规模宏大、地位特殊的东北之都。

尽管每次离开这座城市时，盛京城里的文武大小官员兵民、商贾耆老妇女、童稚，全城的人们都自发地聚集郊外，衷心地为他叩首欢呼，为他焚香跪送，但玄烨的心里还是很清楚，他带给盛京的不是奢华而是勤俭的方法，不是给这座城市以现实的恢弘，而是在缓慢的时光中雕刻着这座城。

盛京城最豪华的兴建，还是玄烨亲政之前，在盛京故地的先祖陵园，不断大兴土木进行修缮。包括给福昭二陵改建地宫，以安放帝、后灵柩（这迷宫一样的建筑，甚至让今天的人们依旧搞不清楚），扩建了享殿，新建明楼（陵墓正前方的高楼），镌刻皇帝尊号的石碑。

而康熙年间，对故宫的两次修建，很像当今的许多烂尾工程一样，漫长而频频中断。不同的是。一个是因为战乱与节俭，另一个因为自私与狡诈。玄烨对故宫的第一次修建竟然长达14年，那时因为三藩之乱，内务府三旗经常披甲出征，修结人力不足，使修缮常常中途停顿。如康熙十五年（1676），清宁宫修建过程中，就因烧制黄瓦额丁披甲，导致制砖瓦夫不足。而且，修建经费之节省，竟然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程度。当重修清宁宫、凤凰楼等主体建筑时，先拆了飞龙阁的砖瓦木料，又拆了巴图鲁王府，这才对付上了。甚至拆下的旧砖，也“皆谨慎砍磨后再砌，而且尽量用完。”

康熙帝崇尚节俭，唯一一次驻跸盛京皇宫，也只是在崇政殿旁的三间小厢房中稍加维修，权当驻跸之所。

节俭的现实很容易让人接近理想，康熙三十年（1691），由盛京礼部提出、工部承造，礼部负责，盛京开设八旗官学义学。八旗义学继续着满洲人马上的理想，其中的满学班中，学员仅学习满文、满语，不许教习汉文汉语。义学的核心无非是“国语”、“骑射”的精神培养，而五年之后毕业生直接分入盛京衙门。盛京的样板作用开始了，这种义学模式很快在吉林、黑龙江的很多地方兴起了。

不过，汉文化来得更加激情澎湃。康熙五十八年（1719），在奉天府尹署萃升书院的开讲，则是盛京浪漫情怀的高峰。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私人教育机构，是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书院一般都由地方着名士绅出面筹划，集资倡议开办，也大多数得到当地官员的支持，甚至共襄盛事。因此，书院是一个地方教育风气纯正的标志与顶峰，而在清代，东北地区则以萃升书院为最早、最为着名。

书院当时条件非常简陋，常常借官府公款，一句话，可以拿纳税人的钱放贷生息，再加上书院所属的学田出租收入，大体可维持书院的费用。而在这家相当于盛京翰林院的书院里出现了盛京最着名的人士，王尔烈、程伟元、缪公恩等人，出现过金科豫、金朝觐等才子。

“萃”与“升”为周易的二卦，意味着荟萃与飞升，在这两卦中，可以透露当时盛京人心的蒸蒸日上。这很像康熙时代本身，由于高远的志向，甚至能贯穿二百年的时光。一直到了张学良年代，萃升书院仍是东北文人复兴文化的梦想与标志。

萃与升脱离了记忆，成为一种文化的衡量，在东北，尤其是盛京一次次大起大落中，描述着这座城市思维的深度与浪漫的身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