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英语：Time，注册商标为大写的TIME)，又译为《时代》、《时代杂志》等，是一份于1923年开始在美国出版的新闻杂志，被誉为当代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刊物。那么时代周刊为什么要刊登中国领导人作为封面人物。

　　自从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之后，美国媒体对中国事务的关注与日俱增，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袁世凯称帝，这些大事在美国媒体的版面上都有鲜活的记录，这个记录，和美国的利益有着紧密的关系。

　　例如，袁世凯称帝前后，《纽约时报》给予持续关注，从1915年8月14日“筹安会”成立至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承认帝制为止，关于袁世凯的报道有33篇之多，其中正面报道达17篇，平衡报道占12篇，负面报道只有4篇。

　　如此青睐袁世凯，即便他称帝也不予以强烈谴责，显然和美国的价值观有悖，当然，这背后有着美国的政治考量，因为即便号称“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不倚”的《纽约时报》，也不知不觉地把美国的国家利益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和美国关系良好的中央政府，才可以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体，美国并不关心，这在21世纪的今天同样适用。沙特的皇族政权，是专制的、落后的，但它可以维持沙特的统一，同时这个政权的政策取向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就会支持，而美国媒体也知道“政治正确”，不会对沙特过于苛责。

　　这就是政治和媒体之间微妙的关系，在国内事务上，美国媒体批评政府、保障言论自由;而在国际事务上，无论是媒体老板还是记者编辑，都受自身位置和国家利益的制约，能够突破这层桎梏的人，少之又少。

　　袁世凯之后，中国的革命不断，而政权也走马灯地换，其中有可能稳定大局的人物，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美国媒体的关注和垂青。

　　美国媒体的议程设定和对特定人物的关注，有一个重要指标——《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这本杂志的封面人物，不仅仅是代表一本杂志，更是美国政治精英和意见领袖对于中国局势的判断。

　　翻开这段时期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赫然可见下列耳熟能详的名字：吴佩孚(1924)、冯玉祥(1928)、阎锡山(1930)、溥仪(1934)、汪精卫(1935)。

　　当然，荣登《时代》封面人物最多的还是蒋介石，从1927年首次登上该杂志封面到1948年内战濒临失败的边缘，他一共9次被选中，是毫无疑问的“头号男主角”。

　　这些名字登上美国主流媒体，或被媒体报道，是源于新闻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媒体自发的举措，然而，抗战开始后，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却多了些中国国民政府“策划公关”的因素。

　　蒋介石明白，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很难打败日本，必须取得美国的支持，欲取得美国的支持，需要先取得美国舆论的支持，为此，蒋介石给当时的国民政府宣传部发出指令，让他们加强对美宣传，并密电副部长董显光，积极联络在华美国记者，以扩大对美宣传，抵制日本对美英舆论的收买。

　　据蒋介石1938年2月6日自武昌发出的电文，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为了让美国同情、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在“请进来”的同时，也走出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宣工作。

　　当时的国际宣传策略之一就是雇佣有经验的外国名记者，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海外新闻网，在人选方面，不拘泥于是否是中国人，而是采取唯才是举的策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田伯烈(Harold·Temperley)被国民政府宣传部的国际宣传处聘为驻美主持人，以泛太平洋新闻社(TransPacific News Service)为发稿基地，黎甫(Earl·Leaf)主持纽约事务，艾文思(Henry·Evans)主持芝加哥事务，罗学特(Malcolm·Rosholt)主持旧金山事务，同时在世界各大城市派驻记者。

　　据统计，从1925-1949年，来华采访的美国记者至少有184人，除两名自由撰稿人外，其余均为各大报社及通讯社派驻记者。

　　该处还创办了多种中外文刊物如：《战时中国》(China at War)、《中国通讯》(China Communication)、《现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并出版宣传中国抗日的书籍，向海内外进行新闻广播，其中美国是重点对象。

　　在驻美大使人选方面，蒋介石也精挑细选，派遣了解美国、在美国各界人脉深厚的胡适先生出使美国，而胡适在美期间的重要工作，就是到处发表演讲，寻求支持，同时也在美国报界撰写文章，到美国的广播电台发表演讲，以唤起美国民众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先生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演讲前，电台看了他的演讲稿，觉得言辞太尖锐，提出修改，希望委婉一些。

　　胡适则答复说，宁可取消广播，也不能修改，电台无奈，只好按胡适的原稿去录播，这次13分钟的广播演讲，效果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