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收缴114万日军武器，使国军“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
至1946年4月，国民政府收缴日军步骑枪68.6万支、手枪60.3万支、机枪30万挺、各种火炮1.2万门；步机枪子弹1亿颗，手榴弹和各种炮弹各2000万颗（以上皆为约数）。此外还有战车383辆、装甲车151辆、卡车15785辆、马74159匹；各种飞机1066架、各类舰艇1400艘。②
国民政府对收缴的日军武器，“以能即时利用为原则，用以加强各部门之力量。”“对主要火炮收缴后……当经通电各受降区，各缴械军师，准就收缴之日方火炮、器材、马匹，按编制分别补充使用，计利用日山野炮编配军师炮兵营一百一十六个”；“对步骑枪、轻重机枪、手枪等，亦分别编配各正规军，及地方团警使用。”剩下的“一部未配发使用之武器，待整军后，分别配发使用”。③
武器之外，凡“收缴之车辆，属于军用者，分别分配于各辎重、工兵、通讯兵使用。其损坏者，交由各兵工厂修理”；“至海军及空军方面接收之船只及飞机，堪用者即拨交海军及空军总部应用，损坏者交工厂修理。”④
据大陆学界的统计，“这些武器装备大大增强了国民党军的实力，使半数以上的国民党军换上了比国产武器性能更优良的日械装备”。⑤这使得在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⑥
日军向中国军队缴械
相比之下，中共所得到的日军武器，数量质量都远不如国民政府
与关内不同，中国东北被划为苏联受降区。苏军从关东军手中收缴了“步枪约70万支, 轻重机枪12000—14000挺, 火炮约4000门，坦克装甲车辆约600辆，飞机800架，汽车约2000辆”。⑦
战后不久，最早进入东北的曾克林部，曾从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军火库里运走了2万支步枪、1000挺轻重机枪、156门迫击炮、山炮和野炮。抗联的周保中在接收了长春大本营的军火库后, 也运走步枪5万多支、轻机枪2000多挺、重机枪800余挺、弹药1200余万发。苏军也曾直接从缴获的武器库中，拿出一批武器弹药，交给中共。⑧
苏军的武器移交，一直进行到1947年。时任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的何长工后来回忆，苏军在满洲里有批“数量很大”的武器，是当初“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的”，“准备拉到乌拉尔去炼钢”。中共与之协商，用“废钢铁对换，一吨换一吨”。何长工说，换来的“这批武器数量不小，具体数目记不清了，有各种枪炮，还有坦克，我们用几列火车拉了几天才拉完，解决我们不小的问题。”⑨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朱瑞后来又通过谈判，与苏联方面达成一项协议，苏军从朝鲜向中共发送日军的武器和弹药, 中共则用农产品折价交换。中共方面由此获得数十列车的日军旧武器、火炮和弹药。
依据学者李长林的研究，中共方面通过苏军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日军装备，至少包括步骑枪30万支, 各种炮1600多门(含迫击炮、掷弹筒)，以及坦克20辆；无论数量与质量，都不能与国民政府在关内所接收之日军武器相比。⑩
向苏军投降的日军汽车队
注释：
①②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十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第112—113页、第118—119页；③④陈诚：《八年抗战经过》，第43、44页；⑤曹剑浪：《中国国民党军简史（下）》，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第1303页；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92页；⑦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 第262 页；⑧⑩李长林：《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⑨《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27—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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