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时给中国约8亿美元物资援助，占其对外援助总额的1.8%
自1940年7月，日本出兵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将侵略范围扩大到东南亚，美国对日政策渐趋强硬。同期，德国横扫欧洲，英国岌岌可危。为免战火延及自身，美国改变中立国策，加大对各反法西斯国家的援助。至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签署租借法案，将援助力度加之最大。依照这个法案，总统有权向“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任何国防物资”，并决定受援国的偿付方式。由此，美国真正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作为蒋介石特使，全权负责对美交涉的宋子文获知消息后，很快提交了一份申请清单，希望美国，“一、帮助中国建立一支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二、帮助中国训练并准备陆军30个师；三、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交通线”。①但美国陆军部评估后，以中国当时不需要，也没有能力使用这些物资为由，回绝了宋子文的要求。
不久，《日苏中立条约》签订，苏联停止援华。宋子文在白宫向罗斯福力陈：“中国远东形势之严重；我国望援之迫切；至盼在援助抗战国家新法案之下，能得着大量之实质援助；并盼总统能于最近期中发表援华具体方案节目。”②为让中国不致在日本的进攻下崩溃，能继续发挥牵制作用，美国终在1941年5月6日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
但美国此时给予中国的援助，同宋子文给出的清单相比，尚有相当差距。美国对改善中国运输能力最为关注，一次性批准了价值4510万美元的交通器材；给中国批准价值4934.1万美元的军火，而中国要求的是12959.18万美元；至于申请的1000架飞机，经过两个多月谈判，美国才批准了435架，其中110架还是来自英国定额。③
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重要性凸显，罗斯福“至盼中国在各方面袭击，务使敌军疲于应付，不能抽调大量兵力”，分配给中国的物资才有所增加。1942年1月—4月，“美国向中国起运租借物资42000余吨，其中有飞机298架，各种火炮共505门、机关枪13795挺、步枪20000支、炮弹40多万发、子弹4000多万发、卡车660辆、机油187万加仑、医药用品900吨、铁路材料5000吨”等。④
在租借物资分配方面，美国分配的数额少于中国的申请额，而中国实际获得的物资数量，又少于分配定额。1941年7月，美国答应当年给中国1.4亿美元军火，翌年再交付5亿美元军火。实际上，1941年中国实际获得的租借援助仅为2600万美元，仅占这年美国对外租借总额的1.7%。其他几年，中国获得租借物资的数量，及其在美国租借总额中的占比为：1942年，1亿美元（1.5%)；1943年，4900万美元（0.4%）；1944年，5300万美元（0.4%）；1945年，11.07亿美元（8%）。⑤
中国从美国获得的租借物资如此之少，一方面是美国“先欧后亚”政策所致——英国获得美国全部租借物资的63.71%，约309亿；苏联获得22.76%，约110亿；法国获得5.85%，约28亿。中国在抗战结束前，获得的8.457亿美元物资，只占全部租借物资的1.8%。⑥
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对外交通大多断绝，尤其是日军占领滇缅公路后，驼峰航线运量一度极微——美国最开始允诺每月运输5000吨，但实际1942年5月仅80吨、6月106吨、7月73吨。美国投入更多飞机后，方在1943年下半年实现月均6500吨，1944年下半年猛增至月均26100吨，达到滇缅公路1941年的运量。⑦在此期间，美国常以运输困难，援华物资大量积压印度为由，减少对中国租借份额。
罗斯福签署《租借法案》
中国为偿付美国援助，为驻华美军垫款2459亿元，加剧了通胀
以上说到的这些租借物资，名为租借，实为赠予，但受援国需用某种方式，对美国的租借物资进行偿付。依据1942年6月，宋子文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签署的《中美租借协定》，一方面“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之防卫用品、防卫兵力以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同时“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称为“回惠租借”。⑧
中美双方商定的回惠内容为，“一、向在华美军和美国机关直接提供物资和劳务；二、提供中国货币，使美国军队和机关可用于在中国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获得物资和劳务，并支付其他用途。美国政府将为此而不时地向中国政府支付美元。”中国为提供的物资与劳务，以及一部分中国货币记入租借帐中；另一部分中国货币，由美国按照官方汇率，支付美元。由于美国不同意1美元兑换20元法币的官方汇率（当时在重庆，1942年12月1美元兑换45元法币，1943年12月兑换85元），以至回惠协约最终没能落实。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为租借物资付出代价。中国为向驻华美军提供物资和劳务，从1941年7月—1945年9月垫款约2459亿元，美国偿付了其中的1479亿元，未清偿的980亿元被列入回惠租借账内。即使是按1945年9月1:921的汇率计算，这笔未清偿的垫款，也相当于1亿多美元。这些垫款在中国财政收入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42年7月到1944年年末，中国向美国垫款约500亿元，相当于这几年国民政府财政实收总额的48.5%，相当于1944年法币流通总额的26.4%。⑨1945年，国民政府支付美军开销的费用，更占到当年法币发行量的53%。
此外，中国还为美军修建机场。如在修建能起降B—29轰炸机的新机场时，国民政府曾抽调劳工40余万。在国民政府开列的“回惠租借清单”中，财政部垫付的机场建设费有80亿法币，中央银行垫付的空军基地建设费有48亿法币。⑩中国为支付这些垫款，不得不大量印刷法币，极大地加剧了通货膨胀。
虽然中国所获租借物资，在美国对外援助总额中仅占极小比例，且为之付出了相当代价，但美国租借援助总额相当于苏联援华贷款实际动用额的5倍，为中国战时获得的最大外援。总体而言，中国抗战，在物资层面，仍主要依赖自身脆弱的小农经济勉力支撑，如中国军队所装备、消耗的武器弹药，绝大多数为后方自产。租借物资的意义，更多地在于提振中国民众的抗战信心，使其意识到中国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并非孤军作战。
位于云南羊街机场的美军俱乐部
注释：
①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10页；②《胡适致陈布雷转蒋介石、孔祥熙、王宠惠、王世杰电（1941年4月15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三辑）》，中华书局1978年，第101页；③⑤⑧⑨吴景平：《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④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1），第497、498页；⑥李琳：《租借法案在华实施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4年；⑦陈永祥：《宋子文争取美国租借援助述评》，《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7期；⑩曹嘉涵：《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研究（1941—1945）》，复旦大学，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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