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少帅张学良尽管在民国的历史舞台上为时甚短（满打满算也就15年），但张学良愣是干出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东北易帜、收回中东路、中原大战挥师入关，此后的“西安事变”更是人所皆知。今年是“西安事变”八十周年。作为本次事件的主角，少帅张学良的一生可谓多姿多彩、不同凡响。古人云：“偶然一曲亦千秋”，张学良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性，而其政治生涯也在“西安事变”后戛然而止。

张学良和蒋介石

由于其父张作霖是名震一时的“东北王”张作霖，地位显赫，张学良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个性极其张扬。据说，某次其父和他开玩笑说：“不喜欢你了！”他竟立刻扑上去把老帅的长袍大襟一把扯了下来。更有甚者，大帅府设宴请客，张学良若发现席上没有自己的座位，他便钻到桌子底下，猛然用头一顶，席上狼藉遍地，可想而知。

长大后的张学良更是胆大敢为，无所顾忌，如其所述：“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让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我对于中国的传统礼教，接受得不大多。自幼就具有反抗的性格，反抗我的父母，反抗我的老师，甚至反抗我的长官。……凡不得于心者，自以为是，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

血溅老虎厅

作为家中长子，张学良从小就受到张作霖的极大重视。在其16岁时，张学良即投入营伍，后又被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张学良被任命为卫队旅旅长，时年不过20岁。不过，老帅的安排未必符合张学良的志趣，如他自己说的：“我本来是不想当军人的。想要做一个自由职业者，画画呀，当医生呀什么的。随随便便，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老帅偏偏让我冲锋陷阵。”

以张学良的本性，可能最适合做一个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但现实却是残酷的。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兵败出关的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设计炸死，年仅28岁的张学良被推上了东三省的权力顶峰。

当年底，张学良不顾日方的百般威胁利诱而毅然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完成统一，中国政局为之一新。孰料，这一新闻墨迹未干，张学良立刻又干下件大事，令整个东北军政界为之震惊。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杨、常”被杀事件。

1929年1月10日，曾被张作霖倚为左右手的东北总参议杨宇霆及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同来见张学良。在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问题上一番争执后，张学良竟命卫士在老虎厅将两人全部枪杀。

事后，奉系元老张作相也忍不住质问说：这事做得是不是有些过头？张学良听后奋拳击案回答：“此事如果办的不对，当向东三省父老请罪，但我自信没有办错！”私下里，张学良还抱怨说，不管他办什么事，杨宇霆都不同意；杨宇霆决定要办的事，不许他有二语，一定要照办。杨宇霆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不杀杨宇霆，他这个司令没法干了。

杨、常被杀后，奉系内部反应不一，张学良声称两人反对易帜、意图谋反，但也有人认为张学良是为了树立威信而冲动行事，更有批评张学良这是在杀戮元老，自毁长城。

对于各方的反应，张学良也曾为自己的冲动感到有些后悔，他曾感慨地对部下说，“咱们可是要好好干了。不然，太对不起地下的杨、常二人了！”

收回中东路

张作霖被炸死后，东北军元气大伤。为了让奉系尽快走出困境，新上位的张学良决定彻底解决中东路问题，以树立自己的威信。1929年初，张学良派人强行收回了中东路沿线电话权和气象观测站，而苏方除提出补偿要求外，并未做出激烈反应。由此，张学良认为苏联态度软弱，并不可怕。

关于此事，尚有一小插曲。当时，负责办理对俄外交的哈尔滨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向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报告，说从俄方得到确切情报，苏联正发生大饥荒，国内人心惶惶，国际上又被欧美各国封锁孤立，如能趁机将中东路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无力反抗，欧美列强也会举双手赞成。在张国忱等人的怂恿下，张学良更是坚定了一举收回中东路的决心。

当年7月7日，张学良专程赶赴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后者向张学良明确表态，东北方面应尽快“收回中东路，以防苏俄赤化东三省”。蒋还特别强调，不必担心中苏开战，就算开战，中央也会出手相助，届时出兵十万、拨款数百万都不是问题。

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张学良信心倍增，随即返回东北，准备强行接收中东路。7月10日，张学良单方面宣布：由于苏方违反《奉俄协定》中不得在中国宣传“赤化”等项规定，中方将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

当日，东北军开入中东铁路沿线各地，军警人员四出接收沿线各站并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苏方路局职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等被强令解散，苏方局长叶木沙诺夫等高级职员全部免职并逮捕两百余人。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由此正式爆发。

当年的张学良，年轻气盛，他并不甘心日、苏在东北特权的继续。在他看来，中国虽打不过日本，却未必对付不了苏联，如果把中东路收回并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再转而对付日本，东北的事情就好办得多。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的，当时“很想施展一下子”，“想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须打一仗，而且还要打赢。”

可惜的是，张学良与蒋介石都低估了斯大林在维护其本国利益的决心与意志。其后，苏联宣布召回驻华使节、商务代表及中东铁路苏籍人员，断绝中苏间的铁路交通，同时要求中国驻苏使节离开苏联。换言之，中苏外交关系彻底断绝，并进而引发了民国史上中苏之间的唯一一场大战。

7月下旬，苏军在边境绥芬河一带向中方守军连连开枪挑衅，并公然扣留了在黑龙江上行驶的海城号、宜兴号两艘中国船只。中方对此提出抗议后，斯大林同样置若罔闻。当年10月，中东路战争爆发。在苏军的打击下，东北军以惨败而告终，中东路也重新回到了苏联手中。

“西安事变”

1929年中东路战争的惨败，让虎视眈眈的日本看出了东北军的虚弱。而在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张学良命奉军入关支持蒋介石。趁着关外空虚之际，日本关东军随即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侵占全东北。

东三省的沦陷，不仅让东北军的实力大为缩减，同时也令张学良的声望跌入谷底。在之后数年中，东北军四处转战，但对手并非日军而是帮着蒋介石打内战。由此，包括张学良在内，东北军内部大都对蒋介石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着一肚子的怨气，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敢于扣押蒋介石，这也只有张学良这种个性的人才能做得出来。正如其所说：“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我当做，我就做！……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个莽撞的军人，从来就不用考虑这个字眼。”

曾与张学良打过多次交道的复兴社北平负责人刘健群在回忆录中认为：“张在关外，是处处有权有势。论出主意，他父亲张作霖八成是要听他的。也许干脆是言听计从，十足照办。论经济，他即是东北王。说啥有啥。只有人求他，绝无他求人的时候。自从来到关内，感觉处处在受苦受罪。他不会觉得他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并不深入和允当。而只感觉到不能发挥高见，只有听命受训的份儿。再加前途茫茫的艰难，下级干部议论纷纷的讽刺，他的头脑，不能冷静。他心中的烦闷和苦愤已经是一座一触即发的火山。”

所幸的是，在各方的协调下，“西安事变”最终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宣布接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后获准离开西安。而在蒋介石的专机即将起飞前，本次事件的主角张学良竟决定只身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这戏剧性的一幕，几乎让所有人为之大跌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