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人的通常印象中，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端，九一八是日本侵略中国局部东北的开始。似乎没什么大不同。

然而，就两场事变的“主谋”与“发生”对比，却可以说是有着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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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谋。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一些青年军官策划已久的战事，以石原莞尔为首的少壮参谋为此进行了精心策划。而七七事变却是没有具体策划人的战争。上上下下，日军均无人对这场战争的主谋角色予以认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谁下的命令？不知道。有人说，是时任陆军大臣杉山元。但查遍史料，虽然可以知晓杉山元是个战争狂热分子，但在七七事变发生时，却没有杉山元扩大战事指令，日本自始至终，也没有对华公开宣战。

二、发生。九一八既是策划，那么它的发生是必然的。而七七事变没有策划，所以事发偶然。为什么扩大战事，要不要扩大战事，在日本国内一直争议不休。

反对全面侵华的声音不少。比如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谋，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对中国不主张一口吞掉。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没战略价值资源，占领成本高于发动战争本身。

还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命令战舰不得冒进：“陆军作战范围不会超过永定河和保定一线”，坚决不出兵帮助陆军对华扩大战事。

而有着“海国男儿”之称的井上成美更为冷静，他不但反对全面侵华，甚至还主张从中国撤军，与中国修好。

提到山本五十六，就更令人惊诧了。他与石原莞尔没有多少往来，却出乎意料地赞同石原莞尔不同意扩大对华侵华的主张。“七七事变”后，也不同意全面寝华。

除此之外，还有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的长谷川清。七七事变刚爆发，他就发表声明，不同意扩大对华战争。此后，多次致电日军高层阐观点，斥责陆军“愚蠢，不负责任”。

海军有明白人，陆军也有。

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就反对扩大对华战争，他认为日本真正的敌人是北方俄国人，过分压迫中国只会令日本真正敌人做大。他主张通过和蒋介石谈判解决问题。参谋本部深知，要占领中国全境，日本至少需要65个师团，而以当时日本的实力，只能组织17个师团。兵力相差甚远。

还比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竟然也是个理性的日本军人。和普通的傲慢无知的日本军人不同，他从青年时期就在中国长期居住，参加了中国许多重大的军事事件，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着相当的研究。

就因为了解中国人，他不像一般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人软弱和不堪一击，他认为中国人一旦有一个核心领袖，加上遇到民族的重大危机，原本分裂的各部就会立刻团结起来并且挥令世界惊讶的巨大能力，改变以往文弱的态度。

所以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还是师团长的他，坚决主张不扩大的原则。

他认为日本占领东北刚刚五年还无法有效消化，当时通过塘沽协定夺取华北特权已经是能力之外的举动，“此乃帝国所能消化掉的最大成果和极限”。如果全面侵华很容易陷入残酷的持久战，这对国小并且资源贫乏的日本是极为不利的。

然而，不赞成扩大对华战争的冈村宁次，最后却当上了日本侵华军总司令。这是为什么？

因为国家已不受他们控制。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撰写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记述了日本讨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天皇从一开始就默许，并在事后明确追认了他们的行动”。在法西斯化的日本，天皇认定三流狂士最为忠诚，所以大多情况下，也和暴走族站到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声音被疯狂的叫嚣湮没。

史料记载，七七事变爆发后，此时在日本休病假的石原莞尔向日本内阁提出救急之策——

“此时应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一线，近卫首相亲飞南京，与蒋介石促膝长谈，解决日中之根本问题。”他还留下一句经典评价：“对华战争的结果，将危如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军队同样，陷入沼泽而成破灭之伏笔”。

当然，策动侵略中国东北的石原莞尔并非和平使者，他不是为中国而是为日本着想，他只是个不失理性有战略眼光的稳征侵略者。但是，这个稳征派已经跟不上军部战争狂同僚暴走的脚步。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一开始对石原等人建议还算认同，派特使前往上海准备与国民政府接洽谈判。但法西斯日本下克上的毛病又发作了，首相特使被日本宪兵扣押在境内不许出国，傀儡性格的近卫文麿不得不打消念头，宣布“不以中国国民政府蒋介石为谈判对手”。

回天无力的石原莞尔望洋兴叹，大骂“遇此危机而优柔寡断，灭日本者近卫也！”

此后，理性的石原莞尔在军中渐渐失势， 1937年9月27日，日本军部内部改组，石原莞尔离开参谋本部，被降职到关东军担任副参谋长，从此淡出军界主流人群。

当然，尽管有些具体内容的不同，但是从日本方面讲，动因却并无二致。都是日本特殊体制助长下的侵略野心膨胀的必然结果。九一八时，日本由宪政变为军政体制，七七事变时，变本加厉军国化，军政激进到法西斯化体制。

用日本学者井上寿一的话来说，日本此时出现了社会系统失调，用更直白的话来说，就是群体性抓狂。先是海军大将出身的首相斋藤实去除政党政治搞了“一致内阁”，后是贵族首相近卫文磨出台了大赞翼政会，从“一致内阁”到整个国家只有“一个组织”，集体效忠天皇，全国向军人看齐，局势完全不受内阁控制。史料披露，七七事变第四天，近卫还准备和中方签署停战协议，但不就陆军省又不干了，继续扩大战事。

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国民态度也耐人寻味。他们不是游行呼唤和平，而是积极慰问前线士兵。前线和战后出现了日本式互动。前线日军拼命进攻中国领土，而后方日本国民充满乐观，出现了繁荣的经济生活场景，消费增加，歌舞升平。根本不需要过紧日子，甚至这场战争，还提升了他们过上了好生活。

这与后来日本与美国的开战完全不同。中日战争，日本越打越富，日美战争，日本却越打越穷。所以也可以说，七七事变的甜头让日本走向了不归路。

七七事变被被扩大化后，被下层激进军人刺激起来的杉山元野心膨胀，信誓旦旦地向日本裕仁天皇保证：“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

杉山元的算盘，是在三个月内迫使中国政府求和。结果一个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月，杉山元的计划彻底落空。虽然之后中国沦陷了首都南京，但国民政府退入内地，依然不屈服，解决中国事变遥遥无期，杉山元这时才真正知道中国的辽阔无边和中国人抵抗的坚韧意志，不得不辞去陆军大臣一职，以向日本君民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