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光辉的名字：孙中山、黄兴，一个长于理论和宣传，一个长于组织和军事，可谓志同道合真同志、珠联璧合好搭档，人们常以“孙黄”并称。但他们在“起共和而终帝制”的革命征程中，也曾有过恩怨纠葛，甚至一度分道扬镳……

相识相知成为密友

1898年，黄兴被保送到新式学堂两湖书院深造。在这期间，他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学说，眼界大开，思想也日渐激进。终于，在1903年，他以自己30岁生日祝寿为名，在长沙邀集陈天华、宋教仁等20余人秘密集会，会上决定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革命志业口号，进行反清活动，并且在短时间内连续策动了长沙起义和上海刺王之春案件，这位晚清的秀才从此投笔，开始了戎马天下的革命生涯。

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于1904年底到日本避难。次年7月，孙中山为发动革命，亦来到日本。经老友宫崎寅藏的介绍，孙中山与黄兴结识。黄兴把孙中山领到一家中国餐馆，短暂寒暄之后，他们就转入革命话题的讨论。将近两个小时，孙中山与黄兴既不吃菜，又不饮酒，只推心置腹地谈话。最后，他们兴奋地举杯庆贺这次会晤。不久，他们共同主持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会上被分别推举为总理和协理。

1910年6月，黄兴为躲避日警搜捕，隐居在横滨的福住旅馆。6月中旬，孙中山从夏威夷来到日本。那天，他乘坐的美国轮船刚刚靠岸，冒险前来迎接他的黄兴就跳上船去，并一直护送孙中山到下榻的旅馆。两人久别重逢，却很少谈论私事，话题很快转入对革命形势的讨论，他们就各种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会面后，孙中山赶回美国，在华侨中为黄兴回国发动革命募集了不少资金。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5月4日，孙中山在美国接到胡汉民复电，得知黄兴安全脱险到达香港，欣然表示：“天下事尚可为也！”

两度止息“倒孙风波”

黄兴具备了做领袖、演主角的大部分条件，但他自愿担当配角。他从未打算从孙中山手中夺取领袖地位，并一直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

1905年，孙、黄二人商讨成立同盟会之时，黄兴就无与孙中山争领袖之意，更无独树一帜的打算，而是倾心合作，所以才有了同盟会的诞生。从孙、黄第一次见面到同盟会诞生，前后只有20多天。本来孙中山提议叫“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认为这是个秘密组织，“革命”一词应该删除。孙中山接受了他的意见，正式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成立大会上，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顺利当选。同盟会的成立过程条理井然，没有像1895年杨衢云与孙中山争兴中会领袖这样的纠纷，这与黄兴的谦让是分不开的。章士钊曾撰文指出：“孙、黄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

黄兴曾出面止息了两次“倒孙风波”。1907年3月4日，在清廷公使的一再请求下，日本政府劝说孙中山离开日本，随后黄兴也离开日本，到香港等地筹划武装起义。当年7月，同盟会内部发生了章太炎等人攻击孙中山事件。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不公一事发起攻击，逼当时代理庶务干事的刘揆一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黄兴决然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由于黄兴严正反对的态度，第一次“倒孙风波”得以平息。

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再度对孙中山发起攻击，远比上一次“倒孙风波”来得猛烈。9月，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代表七省同志在南洋起草了《孙文罪状》，要求开会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不仅拒绝召集会议讨论，而且写信给李燮和为孙中山辩诬，并亲临南洋平息那里的反孙情绪，还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的态度。

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和黄兴的鼎力相助分不开。黎元洪对英国《大陆报》记者谈及孙中山时语气颇为藐视，他认为孙中山是个“空想家”：“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但黄兴对孙中山是了解的，敬佩他的威望和能力。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黄兴拒绝担任任何职务。

因宋教仁被刺案分道扬镳

黄兴拥护孙中山的领导，并不意味着他对孙中山的观点都是没有保留的附和、赞同，更不表明他们之间没有分歧。

1906年冬天，同盟会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革命方略，并讨论了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认为这是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兴中会诸烈士为此流过热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此种设计方案不但形式不美，而且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嫌。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平均地权的象征，但孙中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

1907年2月28日，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坚持己见，“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力争不得，甚至大怒，誓言要脱离同盟会。经人劝解，黄兴最终为顾全大局作了让步。虽然国旗之争悬而未决，但在黄兴以后亲自指挥的历次军事行动中，他都采用了青天白日旗。这次的“国旗风波”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去的刺客暗杀。黄兴主张依靠法律解决，孙中山则主张依靠武力，二人各不退让。不久，“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孙中山总结失败原因时，强调了部分革命党人的主观因素：一是不服从，二是不统一，尤其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着重提到了黄兴。黄兴到日本见孙中山，反遭到痛骂，两人关系出现了裂痕。之后，他们又在国民党的改组问题上意见相反，争论激烈。据说，当时二人情绪激昂，“时声高惊四壁”。晚餐后又在一起激烈争论，“深夜未尽，不欢而散”。而在此过程中，同为孙中山左膀右臂的陈其美，毫无保留地站在孙中山一边，导致黄兴被孤立。1914年6月，黄兴致函孙中山，给予最后“忠告”，孙中山则复函，劝其“静养两年”。

1914年7月，黄兴乘船赴美国考察，在旧金山接到一些人的来信，挑拨他和孙中山的关系，怂恿他另行组党。黄兴气愤地回答：“党只有国民党，领袖唯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又一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了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绝对领导权。在美国各地，他向爱国华侨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并积极为革命募捐。后来，听到蔡锷在云南成立讨袁护国军的消息后，黄兴立即决定回国协助孙中山进行讨袁革命。

“孙黄”的分歧的出发点是为国为民，并没有掺杂着个人利益，二人的心境是相通的。1916年黄兴逝世，孙中山悲痛欲绝，单独署名发布通告，主持丧务，感叹“后死何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