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路上读书声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平津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大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和几十所高校转移到大后方，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

这些流亡大学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的知名高校，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西南联大迁昆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迁重庆，武汉大学迁四川，浙江大学迁贵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学由城市迁到本省比较偏远的县镇。抗战史上的这次高校内迁既支持了全民抗战，又促进了大后方的文化教育发展，更成为中国教育事业薪火相传的一个象征。

湘黔滇旅行团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在湖南长沙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并于当年11月1日正式开学。由于战事的影响，1938年初学校又西迁昆明，其中两路分别乘车乘船赴滇，第三路则由长沙经益阳、常德、桃园、芷江、晃县、玉屏、贵阳、镇宁、丰彝等地，徒步跨越湘黔滇三省到达昆明。

1938年2月19日，临大湘黔滇旅行团在长沙圣经学院的操场举行开拔仪式，20日正式出发。旅行团有学生284人，组成18个小队，团长为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委派的黄师岳中将，另有三位军官分任参谋长和大队长，随团还配有炊事员和大夫；临大教师11人组成辅导团，黄钰生、曾昭抡、李继侗、闻一多和袁复礼等5位教授组成指导委员会，由黄钰生任主席，途中黄钰生、袁复礼因个人原因退出旅行团。

湘黔滇旅行团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校门与社会接触，出发前同学们包括老师对西南一带的风土人情及人文历史了解甚少，学校便把从北平带出的很多关于西南地区的图书资料拆箱，让有兴趣的教师和学生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出发后，旅行团每10人左右编成一队，每队选出一名队长，开始几天大家走得比较慢，适应了环境后逐渐快了起来，一天最快能走上百里路程，而且很多人还喜欢上了穿草鞋。旅行途中或宿营休息时，辅导团的老师们便大展身手，结合当地的地理山川、民风民俗进行现场教学。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民歌、研究地方语言，李继侗介绍云南农村的情况，袁复礼则在湘黔一带讲述河流、地貌的构造和演变。同学们兴趣盎然边走边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学到了许多在课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山川地貌雄伟俊奇，民风民俗丰富多彩，师生们一路调查研究、采集标本、收集民谣、访问村寨，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了亲身了解和体验。据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钱能欣回忆，在一处叫不上名字的的深山老林里，旅行团遇见了一个少数民族山民，他不会汉语，讲的一口土话谁也听不懂，后来有位学拉丁语的同学忽然发现这个人竟然正在尝试用拉丁语和他们交流，原来以前曾有位意大利传教士在此处传教，当地一些百姓便跟这位传教士学会了拉丁文。

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顺利抵达昆明。此次旅行全程共计3500里，行程68天，除沿途休息及天气原因阻滞外，实际步行40天，平均每天行程32.5公里。后来钱能欣把自己沿途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取名《西南三千五百里》在香港出版，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留下了详实可靠的文字记录。

另一所“西南联大”

抗战爆发以后，昆明接纳了冒着炮火西迁的西南联大，几乎与此同时，同处西南边陲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也迎来了来自全国不同地域的数所高校，美丽宁静的华西坝成为大后方的又一所“西南联大”。

华西协合大学是由英美教会组织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校址选在风光旖旎的成都华西坝。“卢沟桥事变”后，中国高校和学术机构纷纷内迁，华西协合大学敞开大门迎接西迁的友校和师生。

1937年10月，中央大学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第一个迁移坝上；11月25日，金陵大学的师生从南京起航先后出发，经重庆抵达成都；与此同时，远在山东的齐鲁大学也迁至坝上。1938年1月，已被战火冲散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师生分别从武昌和上海奔向成都，其他散居各地的同学也从四面八方汇集华西坝，当年秋季，学校正式招生开学。最后到达华西坝的是燕京大学，1941年12月，日寇占领了燕大校园，逮捕了30余名师生，学校被迫解散。第二年春天，燕大师生们冒着危险，穿过沦陷区奔向成都新校址，有的同学甚至是沿途乞讨而来。1942年春夏之交，饱受磨难的燕京大学在华西坝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