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蒋介石之宠将，民国风云人物。他自1924年春在黄埔军校偶为校长蒋介石赏识后，一路青云直上，在大陆时期位至参谋总长；国民党政权撤至台湾后，他更是身兼国民党副总裁和“中华民国副总统”之职，成为台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陈诚素以忠蒋而闻名，然而在与蒋的交往中，也不乏恩怨纠结。

因挚友邓演达产生间隙

陈诚与蒋介石之间，第一次较为明显的“碰撞”，源于对待“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的不同态度。

陈诚和邓演达同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邓为工科六期，陈为炮科八期。当陈诚于1918年10月考入保定军校时，邓演达尚未毕业。因此，他们互为校友，邓为学长。1923年年初，陈诚因得杜伟之介绍，而在上海谒见邓演达，并随邓南下，入建国粤军。时邓任该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在邓属下先后任上尉副官、连长，负责拱卫大元帅府。是年5月，在对沈鸿英叛军的作战中，陈诚负伤，得邓相救。1924年春，黄埔军校设立，陈诚又随邓演达离开粤军第一师，一起来到黄埔军校，邓任教练部副主任，陈则在其领导下任上尉特别官佐，负责教育。在工作和战斗的实践中，陈诚始终是邓演达的部下，直接受到邓的关怀和教诲。邓演达激进的革命思想、朴实的工作作风和勇敢的战斗精神，都给陈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陈诚敬重邓演达，邓演达也很信任陈诚。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于1927年7月秘密出国，先后在苏联、德国、英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国考察，1930年5月秘密回到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担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

1931年8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决定实行武装起义，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邓演达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他准备亲自带领几名得力的干部，去江西指挥陈诚的第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攻取南昌；同时，派出联络员，到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地所有建立了联系的部队，通知他们一起响应。不料，邓演达赴江西领导起义尚未成行，因叛徒陈敬斋告密，于8月17日下午被捕。

陈诚闻邓演达被捕讯息后，遂于8月23日从江西“围剿”红军前线发了一份致蒋介石的保释电，请求宽大处理。蒋曾于次日电复云，“择生（邓演达的字）事，准从宽大办理”。8月31日，陈诚在致未婚妻谭祥女士信中提及，“因总司令对择生兄，不但是政敌，且私人情感亦极恶劣……此次被捕定祸多吉少”。字里行间，显露出认为蒋之对邓，并非全系政治斗争，还多少受了个人感情好恶的影响。紧接着，报纸公布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将组织军事会审，予邓演达以严惩的消息，陈诚非常失望。

事实上，蒋介石所说的“准从宽大办理”并非虚情。在九、十月间，他确曾多方劝说邓演达回心转意，放弃原有政治主张，解散组织。但蒋之劝说，均遭邓严词拒绝，邓表示决不妥协。11月29日，蒋将邓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此时陈诚正身处江西与红军作战前线，加之邓演达系遭秘密杀害，故他一时对邓之生死状况并不清楚。在邓死后二十天，陈诚还只知邓“经军法司判处死刑”，并不知邓已死，故于12月19日和20日两天中，还连致蒋介石二电，为免邓一死做最后的努力。在蒋介石实行专制独裁的政治格局下，陈诚对邓演达的力保与暗含对蒋的指责、埋怨，均已触及蒋氏所能宽容的底线。陈、蒋间结怨之深，实显而易见。

在陈诚得悉邓演达死讯后，又是震惊又是悲痛。而蒋介石此时正处于重用陈诚“围剿”红军之际，对陈诚支持邓演达一事也并未深究。蒋电召陈诚往见，称其和邓的交往，纯系私谊，不涉及政治，并勉其安心工作。陈诚在彷徨之中，深感蒋介石之宽厚和既往不咎。于是，在失去了邓演达的情况下，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便愈加密切和亲近。

连损三师靠“夫人外交”解决尴尬局面

陈诚于1933年2月受命为“赣粤闽边区进剿军”中路总指挥后，随即指挥三个纵队计十二个师，以抚州为中心，采用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向苏区黎川、建宁、泰宁地区包围和截击，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此时，红军则认为陈诚所率第一纵队威胁最大，决心以主力迅速击破第一纵队的三个师。这三个师是陈诚所部第十八军中的三个基干师：肖乾所部第十一师、李明所部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所部第五十九师。

2月26日拂晓，陈诚的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由李明统率，分为两个纵队，中隔大山，相距五公里余，直奔黄陂、河口。红军主力早已于2月23、24两日由南丰附近隐蔽转移到东陂、河口之线集结完毕。第五十二师为此次行军的右纵队，该师冒着细雨在崎岖山路中以一路纵队行进一天，27日中午，在蛟湖遭预伏之红军主力猛烈围攻，并被切为数段。经激战一昼夜，全师总计损失三分之二下级干部和六千余名士兵，损失步枪三千余支、自动步枪五十余支、机枪八十余挺、迫击炮十余门、无线电机七台，师长李明被俘。

第五十九师为此次行军的左纵队。该师于26日拂晓，与第五十二师同时由乐安出发。27日下午，该师进至西源西端隘路口，两侧均为高山，形势更加险要。此时，埋伏于霍源附近的红军主力居高临下，猛烈射击，对第五十九师杀伤甚众，并将该师各部分割包围。此役，第五十九师除二团撤出外，其余四个团悉数被歼，武器弹药更是损失殆尽。

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乃陈诚在1932年费了一年的心血，由杂牌部队编并过来的，在干部、装备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然而，黄陂一役，二师却毁于一旦。为此，陈诚曾痛苦地抱头大哭。蒋介石闻讯，于3月4日、6日，给陈诚连发二电，称“接诵噩耗，悲愤填膺”，“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为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批评其“骄者必败”。蒋之电文，字里行间，显含对陈诚的失望与责备。

在黄陂二师遭歼后，陈诚令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于3月20日指挥第十一师与第五十九师残部第一七五旅等部，以钳形攻势，经东陂向草台冈南进。红军抓住陈诚部队在此次作战行动中摆出一字长蛇阵的弱点，决定拦腰截击其嫡系主力第十一师。21日凌晨，位于草台冈附近的第十一师和一七五旅于大雾中，遭红军左、右两路军的猛烈攻击。经终日激战，陈诚所部第十一师大部被消灭，所剩不过一团人，师长肖乾、第三十二旅旅长莫与硕负伤，团长曾孝纯、孙嘉傅被击毙；第五十九师第一七五旅亦被消灭殆尽。其武器、弹药的损失，不计其数。

陈诚在1933年的二三月间，连遭黄陂、东陂惨败，三个精锐师被歼，其中被俘者万余，枪支被缴万余支，又损新式机关枪三百挺、大炮四十门。尤其是他赖以起家的第十一师，竟也未能逃脱被歼之命运，更使其羞愧不已，无地自容。他于3月26日致电蒋介石请罪，并请辞本兼各职，此后不待回电，即去南昌，住于家中，闭门谢客。

此时蒋介石对陈诚在第四次“围剿”中的失败，虽有责备之意，但并未对他失去信任，且权衡手下诸将领，觉将来“围剿”红军的前方指挥，仍非陈诚莫属。但陈诚不主动前往谒蒋，蒋亦不便召见，蒋、陈关系，一时竟成僵局。后来还是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从中斡旋，以“夫人外交”的办法，打开僵局。贺国光请陈诚夫人谭祥邀陈散步，顺便去看望宋美龄，以便蒋、陈二人见面。这次见面，蒋介石表示了重用陈的决心。陈诚欣然受命，前嫌遂释。

坚辞远征军司令长官之职遭蒋讥讽

抗日战争后期，正当陈诚一身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和湖北省政府主席三要职，刚刚取得“鄂西大捷”，备受蒋介石宠信之时，却因远征军内部的种种问题，与蒋介石之间，发生了一场“暗战”，使蒋、陈关系，一度陷入僵局。

“暗战”的爆发，始于1943年9月6日陈诚向蒋请辞远征军司令长官之职的一份辞呈。该辞呈全文为：

窃查职自奉命兼任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以来，时已半载，因能力薄弱，毫无建树，瞻念前途，陨越堪虞，为免贻误战机。重视责任起见，谨恳钧座赐准解除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另行派员接充，不胜感激待命之至。谨呈委员长蒋。职陈诚呈。

蒋介石于9月14日接到陈的辞呈，15日即给陈诚发去手谕，对陈之辞职提出严厉批评，其用语之尖刻、锐利已至无以复加的地步。蒋首先狠狠地说：“你九月六日辞呈，我昨日方才接到，不胜感慨。关于远征军事，凡你所要求者无不遂你意旨照办；于我个人，无论公私，我以为已到至极地步。此外，再无其他办法可以服从，你要不去就可不去，你要如何就可如何，我绝不再来恳求。”话讲至此，蒋仍觉意犹未尽，接着更将气势抬至极顶，声言：“现在除向你三跪九叩首之外，再无其他礼节可以表示敬意。”查蒋一生中的文字，对下级用语至此极端者，尚未见过。接下来，蒋即改变了嘲讽的语气，直截了当地严批陈诚之自以为是、不遵命令等诸端错误，其语锋极为犀利，甚至以过去“军阀”相类比。蒋写道：“你今日之态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观念思想或未自反，我不得不对你作最后之规谏，须知你此种态度，国家政府命令纪律已废弃，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的意旨命令来行施一切。就是说你的命令、你的意旨，无论上官与政府非绝对服从无条件接受不可，这种行动态度究竟为何种行动态度，我想已往军阀亦绝不致出此。这种跋扈恣睢之形态，除非政府已到国家将亡，纪律纲维荡然无存时，乃始有此。然而如此军阀，岂复我军人所有之人格乎！如果国家果有此军人，即令其战胜一切，则国亦等于灭矣，吾实不忍见现在军人发生此现象也。”

行文至此，蒋介石笔锋一转，又以其对陈的一片良苦用心加以怀柔。蒋说：“我派你往远征军，乃是希望你立业成名，而绝非陷你于死地，我以为一切公私道义都可弃之不谈，然而军人对于革命作战命令，即使赴汤蹈火亦不能推辞，此乃军人之本分。”蒋在最后对陈说：“希望你再加深思一番。是乎，否乎？从此余亦绝不再有所言矣。”

蒋介石的这份手谕，对陈诚欲辞职远征军司令长官一事，讥讽之辛辣，批评之严厉，用语之绝对，在蒋、陈的交往中，可谓绝无仅有。若换一人，与蒋闹到这步田地，即使不招来杀身之祸，恐亦躲不过撤职查办之灾。由于陈诚坚辞远征军司令长官一事，与蒋关系闹僵，且已到了下不了台的地步。

在委员长震怒、用语极端的情况下，陈诚忙于9月17日速呈一函，痛陈远征军中之各种问题，阐明此次辞职的真实原因。陈诚首先说明：“此次辞职，实因自奉命返滇，迄今月余，虽尽力之所及，从事各种准备，但环顾现状，矛盾实多，非职之能力所能解决。”接着，陈诚摆出了远征军中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央高层看法不统一，对蒋的指示阳奉阴违；二是，从中央到地方，均难以集中力量，统一意志；三是，错误的观念，“始终认为敌人绝不会来攻我，同时我亦绝无力量反攻”；四是，部队纪律废弛，战力消失。最后，陈诚在呈文中还对日前蒋批评他的“跋扈恣睢”等语，略予回应，表明自己非“应付敷衍”“谄媚逢迎”之辈，乃“忠诚直言”“任劳任怨”之将。他在呈文中写道：“以钧座之贤明，当不以忠诚直言，为骄矜恣肆；以任劳任怨，为跋扈专擅；以应付敷衍，为有修养；以谄媚逢迎，为能服从也。”不难看出，此种陈述中，当然也婉转地包含了对蒋反批评的意思。意即如将忠诚直言视为骄矜恣肆，将任劳任怨视为跋扈专擅，将应付敷衍视为有修养，将谄媚逢迎视为能服从，这样的领袖也就不是“贤明之君”了。

陈诚9月17日回呈蒋介石之后，为表白自己忠诚直言的赤子之心，希望蒋能虚心听取，又于10月10日蒋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之际，于贺函之后，又附呈《贞观政要读后摘要》十条。其十条“摘要”大意为：关于国君须自觉纳谏；关于国君对臣子须有温和的辞色；关于大臣不可因国君刚愎自用，而阿谀顺从；关于国君不可炫耀自己的聪明，文过饰非；关于臣谏不可因事小而废；关于国君应有谦虚待人、不自以为是的修养；关于国君须谨慎行事，不可稍有懈怠；关于为官者须慎重用人；关于国君应分清主流与枝节、始终信用有才德的人；关于臣子敢于直谏，是因为国君开明之故。这十条“摘要”的每条后面还征引唐太宗与魏徵、孔颖达等人的话，影射、比附蒋在用人纳谏方面做的不好。

这十条“摘要”，乃由陈诚精心选编，其意甚明，实为将蒋、陈关系比作唐太宗与魏徵等君臣关系，希望蒋介石对待自己能像唐太宗对待魏徵那样，从谏如流，虚怀若谷，明鉴忠奸，谨慎行事。联系到9月因陈诚坚辞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而引起蒋大发雷霆、冷嘲热讽、上纲上线、绝不宽容，可以认为，条条摘要，剑锋均直指蒋之要害。换言之，要么蒋承认陈对蒋的忠诚，接受陈的辞呈与意见；要么蒋就要戴上不是“明君”的帽子。纵观蒋的诸嫡系部属，尚无人有如此之胆量与勇气，来挑战最高当局。

恰好，在陈诚呈上《贞观政要读后摘要》两天后，他即因胃疾复发，而不能正常工作。在陈诚卧病的情况下，纵有千般过错、万般震怒，蒋也不好发作了。同时，身体的病况，给陈诚“辞职”一事，提供了一个“合理合法”的理由，给蒋介石批准其请求，提供了一个下楼的台阶。于是，蒋顺水推舟，于11月下旬，任命卫立煌为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并再三函电陈诚以慰问，令陈返渝休养。因陈诚辞军职一事所引发的矛盾，就此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其实，查阅蒋、陈之间近二十年的交往，其口水仗打到如此程度者，亦属罕见。可见此次关系之僵持，实已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但是，蒋、陈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在其基本政治理念、个人利害、地域派系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蒋对陈的信任，陈对蒋的忠诚，均不可动摇。他们之间的僵持不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也是国民党政权撤至台湾后，陈诚能身兼国民党副总裁和“中华民国副总统”之职，成为台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