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共有国内正式代表13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等几个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当时全国的57名党员。

若论代表们的籍贯，其中湖北5人（董必武[红安]、陈潭秋[黄冈]、包惠僧[黄冈]、李汉俊[潜江]、刘仁静[应城]）、湖南4人（毛泽东[湘潭]、何叔衡[宁乡]、李达[永州]、周佛海[沅陵]）、江西1人（张国焘[上栗]）、广东1人（陈公博[乳源]）、贵州1人（邓恩铭[荔波，水族]）、山东1人（王尽美[诸城]）。除了王尽美以外，其余12人都是南方人，而且都在湖南及其东南西北四周，仅两湖就占了9人，接近70%了。另外，当时全国有中共党员57人，仅湖南就有20多人，是各个省份中最多的。

大浪淘沙，最后当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冉冉升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时，也只有湖南人毛泽东与湖北人董必武两位，巍巍地站在了开国大典的城楼上。（此外，何叔衡、李汉俊、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先后光荣牺牲；李达、刘仁静、包惠僧相继脱党；陈公博、周佛海叛党卖国，最终沦为汉奸；而张国焘也由中共一大会议主席、第一届三大常委之一、前14年主要领导人之一，最终却走向叛变革命，投靠蒋介石，充当中统特务，沦落香港，凄冷死于加拿大。）

为什么仅两湖人就有这么多？

今年除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2周年，还是纪念辛亥革命100+2周年。在中共创始之前10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也主要是由两湖人搞起来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发起武昌首义的两个组织——文学社与功进会，其发起人、组织者、领导者和思想灵魂，多数就是两湖人）。

而在此之前，舜帝、炎帝、蚩尤都与湖南的关系很深厚；屈原是“中国文学之父”；蔡伦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首造纸术的发明者；理学大师周敦颐是鲁迅、周恩来的先祖；王夫之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的集大成者；魏源是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太平天国是“湘军”打败的；戊戌变法亦以湖南人为主角，“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显然，两湖地区的革命基础非常好，两湖人是非常革命、非常激进、非常“左”、非常“红”、非常“火”的。他们也有这样的悠久光荣历史传统。两湖原本都属于号称“南蛮”的楚国，而《史记》里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从来便是地大物博，民性强悍，血气方刚（据说多A型血），富有雄性、血性、感性，属于“不吃辣椒不革命”、“南方的北方人”。两湖原本一直属于一个行政区，直到清朝康熙时期（1664年）才“两湖分藩”，雍正时期（1723年）才“两湖分闱”。

其中湖南人更不用说了，由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积蓄的湖湘文化传统，历来推崇经世致用，积极入世，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而不喜纯粹的读书考试、做学问中状元、写文章玩技巧、搞产业赚钱，以及别的精致活儿。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疾恶如仇，恩怨分明，狭义好斗，勇不怕死，也是湖南人的特征之一；还有吃苦耐劳、持之以恒、质朴随意、不爱享受等特征。

于是就有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潘祖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杨度）等说法。钱钟书也说：“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浙江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而湖南人的影响似乎更深远一些。”陈独秀也在1920年的《新青年》杂志上撰文大声疾呼《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梁启超也曾对湖南人的精神大加推崇。抗战时期日本人在经历了3次长沙会战的惨败后亦承认：“要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湖南。”（文/李子迟）